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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红学”之疑》作者：郑铁生

内容简介：
这本名为《刘心武“红学”之疑》的红学专著，针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提出的“秦学”，从学术视角和平等交流的层面，提出一系列质疑和理性批评，主要证谬了刘心武“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及其内涵，得出了“秦学”缺乏文献依据的结论,称其为“秦可卿故事新编”。作者并结合多年对红学的研讨，论述了红学及其探佚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出研究红学如何走理性之路。由于红学研究本身需要一定的学识和学术修养，刘心武“揭红”书面世后，除了几位红学家发表简短文章提出批评外，目前还没有一部可以应对刘心武红学研究的专著。这部新书的作者郑铁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多年研究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此书将成为应对刘心武“揭红”的“叫板之作”，会给广大红楼梦爱好者以更为理性和清醒的认识。



*第一部分


　　回顾八十年前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论争，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学术见解不同之外，他们执着于学术探讨，营造争鸣的友好氛围，体现崇高的学者风范，都实在令人赞赏和钦佩。不能不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的素养、学习他们理性的范式、追崇他们为人的道德。						


序言一(1)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张庆善
　　在我准备为郑铁生先生的新作《刘心武“红学”之疑》写序时，手头正好有一本《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二部，看到这本印刷精美的书的封面上的两行字，我有些犹豫了，这两行醒目的字是：
　　刘心武：讨论《红楼梦》请不要以专家身份压人
　　刘心武：上央视是我决不放弃的公民权利
　　看到这样的“宣言”，我很震惊也迷惑不解。我不知刘先生此话从何而来，对谁而发？有谁能以“专家身份”压刘心武这位知名作家，有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剥夺刘心武上央视的权利！有这样的事吗？在一部发表自己“秦学”的书上，却赫然写上如此与“学”毫无关联的话语，不知是什么意思。在这样的“宣言”面前，你还敢与刘心武先生讨论问题吗？你还敢提出不同意见吗？所以我真的犹豫了。讨论《红楼梦》，讨论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这原本是学术范畴的事，如今刘心武先生竟扯上了“压人”，甚至要捍卫“公民权利”，这样的讨论还有什么学术意义？当然，“压人”的事是根本不存在的。据我所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刘心武先生提出他的“秦学”观点以来，十几年了，红学界并没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任何批评。2005年4月2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播出刘心武的“揭秘”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也没有一位红学家对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提出什么批评，刘先生何尝受到了“压制”？他在中国最高的最有影响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上大讲他的“秦学”，而且一讲就是10讲、20讲；他的书在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而且一出就是10万、20万册；他如今受到各种媒体的高度关注，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发表小说《班主任》的时候。请问，在当今的中国有几个学者教授能得到如此高的待遇？既然刘心武先生已经在公开的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专家学者都有权利提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进行批评。讨论学术问题大家都是平等的。刘心武先生不应该拒绝批评，动辄把正常的学术批评说成是“以专家身份压人”，不是一种正确的和正常的心态。说到上不上央视，那是中央电视台与刘心武先生之间的事，不要说一个普通的专家学者，就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也无权干涉。至于放弃还是不放弃，那真是个人的公民权利，大可不必写在书的封面上，因为这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
　　在各种新闻媒体的炒作下，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引发的讨论竟成了“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的热门候选项目，甚至有人把它与“超级女生”的轰动相媲美。但这种“热”似乎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没有多少关系。人们似乎对刘心武先生揭秘出的离奇故事、刘心武先生“开创”的“平民红学”以及如何打破红学“垄断”更感兴趣，而忽略了红学家们对刘心武“秦学”批评的学术意义。刘心武先生是“平民红学家”吗？当然不是，他并不具备“平民”的身份，一位曾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知名作家，给自己戴上“平民”的头衔，未免不太合适。红学就是红学，学术就是学术，怎么还能有“平民”与“贵族”的区别。搞学术研究与身份没有关系。说红学“垄断”更是不符合事实。看看围绕“秦学”的热烈讨论，看看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演讲和他的书一本一本的出版的事实，“垄断”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说“围殴”刘心武，同样不符合事实，到目前为止也仅有三五位红学家发表了批评刘心武的意见，这比起“挺刘”的庞大阵容，你还能说红学家“围殴”吗？我们是否应该摈弃这些非学术的炒作，把讨论放在学术的范围内，认真地研究研究刘先生的“秦学”。我们是否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心武先生说秦可卿是废太子的女儿有根据吗？研究《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秦可卿能成为一门“学”吗？《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还是曹雪芹的自传或是一部隐去的“秘史”？我们应该怎样解读《红楼梦》？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民族引之为骄傲的伟大文学名著？我以为这样的讨论才有学术上的意义。
　　一些人对几位红学家的批评文字颇有微词。其实红学家们对刘心武先生的批评概括地说只有两点：（1）指出刘心武说秦可卿出身不寒微，是康熙的废太子的女儿毫无根据，是杜撰，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隐；（2）呼吁做学术研究要遵守学术规范，指出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没有遵守起码的学术规范，存在生编硬造、歪曲文本、牵强附会等严重的学风问题。红学家们的批评对吗？应该不应该？回答是肯定的。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是新索隐，他自称是“探佚学中考证派”，但遗憾的是刘先生无论是“探佚”还是所谓的“考证”，他都拿不出一条资料和证据。“秦学”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就是——秦可卿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的女儿，而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废太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女儿，这完全是刘心武先生杜撰出来的人物。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点之上的“秦学”还能靠得住吗？用索隐的方法解读《红楼梦》并不是刘心武的创造，是古已有之。清末民初的王梦元和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一书中说，《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大教育家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则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清之亡，揭清之实；自清末以来，索隐的观点代有人出，说法五花八门。前几年有一本《红楼解梦》干脆说，《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和他的情人竺香玉谋杀雍正的事，其故事之离奇毫不逊色于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索隐派的根本失误在于他们根本不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是牵强附会地索隐书中的微言大义，什么拆字、比附等等手法都拿来用，完全是主观的臆测。从这一点来说新旧索隐派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在于，旧索隐派虽然牵强附会，但他们索隐的人和事历史上都有，只是与《红楼梦》毫无关系。而新索隐则没有任何的材料，完全是猜测和编造。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正是这样。这样来解读《红楼梦》能行吗？刘心武的“秦学”主要来自于周汝昌先生的自传说，进而大加发挥，是在自传说基础上的索隐。在刘心武的解读下，《红楼梦》中充满了阴谋、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乃至乱伦。把《红楼梦》解读成了这样真是令人担忧。《红楼梦》是小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不是“红楼秘史”或“清宫秘史”。把《红楼梦》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解读成了“秘史”，并不能提高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只会贬低《红楼梦》。我们只有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才能挖掘出它的伟大价值，才能感受到它的深邃思想内涵和迷人的艺术魅力。




序言一(2)



　　做学术研究要遵守学术规范，这是红学家们在与刘心武先生讨论时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学术规范不是哪一个学会或者哪一个人制订的，这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历程中形成的学术准则，是每一个治学的人必须遵守的，是一种自律的学术行为。什么是学术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实事求是。胡适先生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2卷《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又说：“有几份证据，说几份话。有一份证据只可说一份话。有三份证据，然后可说三份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以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见罗尔纲《师门辱教记》，1944年6月桂林建设书店出版）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学风问题更是列了十条之多，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遗憾的是创建了“秦学”的刘心武先生并没有遵守这些学术准则。立一义尚要“必凭证据”，而立一“学”没有一点证据怎么行？提出这样的要求决不是苛求和为难刘先生，而是任何一个治学的人都必须这样做。这些年来，鉴于学术界存在的学风不正的严重情况，许多著名的学者一再呼吁要坚持学术规范，每一个正直而有学术良知的学者，都不会容忍无根无据的乱说。对不讲学术规范的行为的批评是应该的必须的。刘先生表示决不放弃上央视的公民权利，但当你站在“百家讲坛”上面对着成千上万观众发表你的学术观点的时候，是否应该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否应该有一种责任感。任何学术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但学术研讨应该而必须坚持学术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环境不受污染，才能使学术健康地发展。
　　借此机会我还想澄清一个事实：中国红楼梦学会不是什么“官方”，它既不是文化艺术的行政主管部门，也不是刘心武先生所在的中国作家协会那样的组织，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员中，有研究员、教授，也有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学会只是为《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服务。因此这样的学术组织不可能也不会去“垄断”红学，也“垄断”不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出版和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演讲都证明了所谓的“垄断”是不存在的。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座装满宝藏的艺术宫殿。研究《红楼梦》的终极目的是要真正认识它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价值。红学的发展历程早就证明索隐的方法不可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那确实是一条走不通的路。郑铁生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对中国古典小说深有研究，我相信大家读了他的这本书后，一定会对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对如何解读《红楼梦》有进一步的认识。
　　2005年12月24日夜




序言二(1)



　　郑铁生
　　有朋友知道我要写与刘心武争鸣的文章，便劝我说：“刘心武是名作家，他能上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你何必要得罪人，引火烧身呢。”
　　“学术争鸣，是善意的。”我回答。
　　“谁还管你善意不善意，只要你一批评人家，就得罪人。”
　　“蜜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黄庭坚）学术界确有不好的风气，只要学术观点不同，便会演化成人际关系无原则的纠纷。朋友的劝说很现实，可我读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红楼望月》，越读越觉得大有争鸣的必要。因为只有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向前发展。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从中国学术发展史来看，每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都是学术批评活跃的时代。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汉代经学的论争、隋唐佛学的判教创宗、宋代理学内部的辩论……直到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可见学术批评的水平正是学术水平的直接体现，是学术思想创新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一、尊重他人是学术批评的基本原则
　　《红楼梦》问世二百四十多年来，与政治风云舒卷变幻，同文化思想潮涨潮落，从来没有停止过争鸣，评论之多，派别之复杂，争论之激烈，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罕见的。每一次红学论争，其结果：“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红学研究得以发展了。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学术批评、学术争鸣，而在于我们应当恪守什么样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学术批评、百家争鸣最基本的原则是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创造劳动和学术成果。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应当恪守这一学术原则。绝不能摆出一副真理在手，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更不能拉帮结派，以亲疏为线，正像鲁迅先生批评的“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还有的以调侃谩骂的口吻恣意批评，缺乏深入严谨的文学分析，缺少切中肯綮的事实论证，常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语出惊人，故弄玄虚。同理，被批评者也不能一触三跳，意气用事，反唇相讥，把本来正常的争鸣或学术批评，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恶化。一句话：尊重人是最基本的学养。
　　从刘心武先生著作中的表述，可以看出他是很尊重不同观点的，他说：“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一、千万不能以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二、千万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三、广采博取，从善如流，欢迎批评，不断改进。”他还谦虚地说：“我在中国只是一个非专业的《红楼梦》研究者，我的‘红学’论著更仅是一家之言。”他说的这些话很真诚，显示出其应有的风度。
　　有学养，懂道理，是学术争鸣的前提。
　　争鸣首先要尊重他人，理解他人。
　　刘心武先生的红学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秦学”；二是“红学”研究的随笔；三是学术小说。第三类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文学创作，不属于我们争鸣的范围。“秦学”是我同刘心武先生争鸣的主要内容，后面将设专章讨论。“秦学”而外，他的“红学”随笔还很有见地。
　　从一位作家的审美视觉出发，刘心武先生一边向《红楼梦》学习曹雪芹的创作经验，去丰富和提升他的小说创作的水准，一边随手写点研究性文字。这是他不同于一般学者研究《红楼梦》的地方，也是搞创作的人的优长。近几十年来，有许多作家专门写出谈《红楼梦》的著作，像徐迟、王蒙、李国文等，他们的著作章法灵活，言语俊俏，常常能着眼他人不曾留意的细节，稍加点拨，意趣横生。刘心武先生在同网友聊天时谈体会：“我研究《红楼梦》，……获得的最好的营养就是对那些别人忽略的小人物的关爱。”又说：“贾宝玉他所关注的是青春短暂的花朵般的女性无可奈何的命运。”他以作家的感悟能力对贾宝玉性格结构中积极的肯定的素质，三言两语就点透了。《贾珍尤氏的夫妻生活》这一篇写得很出色。每个人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都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有潜意识下原始本能的一面，有意识提升精神品味的一面，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贾珍之流是有钱有闲的贵族，出则与妻妹染指，入则同儿媳爬灰，这不仅仅是传统道德评判的“淫乱”，而且是他们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纳妾是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的合法补充，是一种妻妾有别的礼制。嫖娼是男性社会的必然反映，是市俗之欲在商品经济下的泛滥。正如贾蓉所概括的“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因而，这样的叙事内容就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意蕴。整个封建社会就是男人文化，封建礼制从根本上就决定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再如他谈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曹雪芹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家族苦难，也超越了个人得失，进入到了一种最了不起的对人的生存、对人性进行深入思考的境界。我认为他在第二回中借贾雨村之口所说的‘正邪两赋相激论’透露出了他的初衷，他就是要为那些被正方和邪方都忽视的个体生命树碑立传，从中表达出对个体生命有权力过一种诗意生活的无限肯定。”这些在网站同大家交流时随口而出的见解，那么深邃，又那么灵气，充满了审美意味的哲思，表达了他独到的见解。




序言二(2)



　　“红学”随笔，对《红楼梦》的物件和掌故，如“腊油冻佛手”、“羊角灯”、“烟画”；“齐纨”、“热车”……的来龙去脉说得十分细致，成为他研究《红楼梦》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比如“曲柄七凤黄金伞”讲的是皇宫仪仗里的一种伞，康熙雍正朝的时候，伞把都是直柄的，而到了乾隆朝开始变为曲柄。虽然细小，但可以看出他研究的深入和细微。何况类似这样信手拈来的解说，对于今天的读者，不仅丰富了知识，还颇有趣味。
　　我之所以举上述的例子，是想说明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的确是下了功夫，读了许多书。假如说争鸣的对方有一桶水，那么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否也有一桶水，争鸣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尽管作家审美视角与学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只要是学术研究，就为争鸣铺垫了好的前提。
　　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批评
　　理性原则是学术批评的规范。也就是说理性的学术批评，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只批判理论本身；批评该思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批评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评其学术思想对该领域和社会的影响等。
　　回顾八十年前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论争，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学术见解不同之外，他们执着于学术探讨，营造争鸣的友好氛围，体现崇高的学者风范，都实在令人赞赏和钦佩。不能不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的素养、学习他们理性的范式、追崇他们为人的道德。
　　（一）学术观点的分歧
　　1917年1月辛亥革命元老、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胡适于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授。蔡元培对《红楼梦》研究非常认真，《石头记索隐》是一本“索隐”性质的红学著作。他把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同清朝的人物、事件一一比附，如以贾宝玉影射胤礽，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维崧，刘姥姥影射汤斌(潜庵)，等等。此外，他还将其索隐派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总结出了一套索隐的方法，即他本人所说的“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
　　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批评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红学”“走错了道路”，是“绝无道理的附会”。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
　　1921年9月，蔡元培回到北大，胡适将刊有《红楼梦考证》的亚东版《红楼梦》送了一部给蔡元培。蔡元培复信说：
　　《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
　　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写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同样，蔡元培也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胡适听取意见，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承索《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请指正。”
　　（二）学者的风范
　　双方的态度和方式是在平等友善、随时沟通的气氛中进行，不失学者的风范，就令人钦佩不已。在两人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借到了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胡适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胡适为此很是兴奋。
　　（三）辩论的成果
　　批评和论争是发展学术的必要方式。学术上的是与非，是在学者们的研讨、争论中才能辨清的。经过胡、蔡之间的论争，“索隐红学”很快在读书人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学术地位。胡适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形成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学派。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学术规范，为一门学科打开了局面，有力地推动了红学研究。1964年8月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这个评语是客观的。
　　学术界普遍把《红楼梦考证》视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截至今日，胡适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论断，虽经百年时光的冲击、洗刷，依然是站得住的，有着里程碑的性质。
　　三、与刘心武先生争鸣的意义
　　我与刘心武先生争鸣，其意义首先在学术探讨，彼此补益，促进研究。
　　刘心武先生说：“我个人的研究方法，属于探佚学当中的考证派，我考证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现在进行这些考证，我觉得不好笑，因为脂砚斋鼓励了我，脂砚斋就说了，‘大有考证’。”
　　何谓探佚学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为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说：
　　他所用的论据：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笔、隐喻、暗示和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脂批”。从今天看，两者都是第一手材料。但是这一工作，却仍十分困难。因为伏笔、隐喻之属，需要猜，猜，就难保证十分准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处，要分析、辨别，才能用来印证。……但由于资料有限，而明确的资料更少，这就使得有些结论，猜测推论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满足。在这里，其意义便只限于提出问题，给出可能的设想……




序言二(3)



　　探佚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不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个界限。探佚学只能止步于某些片断的探索上。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正是这样做的，他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所以，蔡义江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这是我们同刘心武先生之间的分歧之一。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研究是当今多元文化格局在红学中的反映，所谓“平民红学”这个提法尽管不准确，但它向从事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专业人士”发起一场挑战。这种文化现象说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
　　刘心武文化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其讲授的内容所带来的隐性的负面影响，常常不会为大众群体所识别。所谓的“秦学”是经过多次的渐变而生成的，追溯其胎记，可以找到胡适“自传说”的胎痕，经周汝昌推向极至，又经过变构，及延至刘心武开创“秦学”。“秦学”的问题集中表现在：
　　（一）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隐派“红学”，但它比同类型的索隐派对广大观众有更大的误导作用，是因为他将索隐、探佚故事化，以文学的感染力打动读者或观众。
　　（二）“秦学”与曹家本事合流，使广大观众更加信以为真，以为是在还原“曹雪芹的构思”。因为广大观众毕竟不是学者，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何况又是名作家说的。
　　（三）“秦学”解构了《红楼梦》的精神、意蕴和哲思，却以电视讲座这一大众化的消费形式去推广，以猜谜这种通俗的民间方式表达，颇受观众的欢迎。在悄悄而不为人所注意地向观众偷换《红楼梦》真正的审美价值。
　　最后，我认为同刘心武先生争鸣的过程，也是清理我的学术思想、锤炼我的思辨能力、提升我的写作水平的过程。




*第二部分


　　对待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提出“秦学”的观点，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刘心武的秦学，最近炒得很热，其实根本不值一驳。他的要害，首先在无文献版本的根据；其次是误导观众。”但也有的学者指出：“刘心武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应当好好研究。”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1)



　　对待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提出“秦学”的观点，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刘心武的秦学，最近炒得很热，其实根本不值一驳。他的要害，首先在无文献版本的根据；其次是误导观众。”但也有的学者指出：“刘心武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应当好好研究。”
　　新时期以来，红学的争论不可谓不多，而大多都囿于学术圈。像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能引起这么大轰动效应，而且是在社会的基层、普通民众中间，无论你赞同还是反对他的说法，都必须承认这股“红学热浪”是空前未有的，是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对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能简单地说好或说坏，更不能依据过去的成见或者直觉而做出判断。从社会文化视觉来看，刘心武先生在央视讲《红楼梦》，从形式上实现了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这是“刘心武现象”的正面效应；但他借助《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用宫闱秘事猜谜偷换了《红楼梦》的审美价值。这是“刘心武现象”的负面效应。
　　从个人学术情结来看，这与他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明白的。对此我们不妨先看看近期报刊杂志、网络媒体的几则报道。
　　报道之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刮起了一股平民红楼风（沈沣）
　　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播出时聚集了超强的人气，一时间男女老幼皆谈“红楼”。
　　......
　　刘心武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全新渠道，打破了“红学”为某些专业人士独享的传统观念。“自己这回到CCTV-10讲《红楼梦》，算是获得成功了么？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是一种锻炼。”①
　　报道之二：刘心武：研究《红楼梦》向曹雪芹学习（摘抄）
　　田小沛(以下简称田)：......《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否可以认为是您创作的延续？您能谈谈您的创作观吗？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我努力去体会曹雪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路数，从中汲取营养。我之所以对《红楼梦》作原型研究，就是为了学习曹雪芹把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曹雪芹教会我，要有政治倾向，但到头来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实，但要会进入艺术想象；要有宽广的人道情怀，但又不能回避人性的诡谲……我对自己的作品，最珍爱的是《四牌楼》，这部长篇小说饱浸着《红楼梦》的汁液。　　
　　田：我们有一种感觉，您并非是为着纯粹的“娱情”而讲《红楼梦》的，您能否谈一谈您的《红楼梦》学说与当下的社会人文风气有没有关联？展开说，当下的“红楼热”有没有社会学寓意？　　
　　刘：有的。在当下，尊重我们的母语，尊重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尊重非急功近利的铸造民族魂魄的细致工程，尊重渐进式的社会改良，都可以从阅读、分析《红楼梦》入手，来加以推进。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不同的人士还可以从许许多多另外的方面，来推进我们的社会进步......
　　报道之三：刘心武为读者签名并认真回答读者的问题（摘录）
　　刘心武现身北京图书大厦，为新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做签售活动。刘心武表示很欣慰：能让《红楼梦》的优美泽被普通民众，这是为普及古典名著做了“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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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么多普通人在自己的诱导下，纷纷走进《红楼梦》博大精深的世界，让一门正在被遗忘的“显学”再度焕发荣光，刘心武兴奋地说完成了一个心愿：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他特别提到，现场有一大批年轻的读者，他们因为听了这个讲座，产生了阅读和探究《红楼梦》的兴趣，这是让他尤为高兴的事。
　　类似的报道还很多，就不一一摘抄了。不难看出无论是记者报道，还是刘心武先生本人的表述，都强调了一点：“平民红学”。
　　我们先看一看刘心武先生对“平民红学”的表述：
　　第一、“平民红学”的提出，第一次在红学研究史上明确地区分学术群体的社会性和阶层性。号称“平民红学”，无疑是代表大众文化中的流派或文化群体，有别于从事传统文化中的“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前者是民间，后者是专业。前者是下层；后者是上层。
　　第二、“平民红学”的出现，仿佛红学研究今天才走向大众，走向民间，走向基层。意味着过去“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长期占据红学文坛，专业与民间、上层与下层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一道藩篱”。正如刘心武先生所说的，“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第三、“平民红学”的出现，开始平分天下，占据了自己的地盘。不仅打破了“机构”和“权威”的垄断。民间红学的水流旺起来，畅起来”。刘心武兴奋地说完成了一个心愿：“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2)



　　从中国文学史考察，市民文学的兴起，是以勾栏瓦肆的说讲和演唱的出现为标志的。它是伴随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而出现的，以词曲、小说和戏剧形式为突出的特征。自它兴起之日，就显露了勃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以下层民众的喜闻乐见而与典雅的正统文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平民红学”不具有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独特的文学特征，它只是将《红楼梦》文本解读的方式转换为电视媒体形式，何况它的内容是中国文学的名著，不会因为传播的形式而改变《红楼梦》的文化品味和审美价值。我认为：刘心武先生提出的“平民红学”是不可取的，不过“刘心武现象”却值得认真研究。
　　一、刘心武现象寓示了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
　　那么到底“平民红学”内容是什么？“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又代表什么？为什么刘心武先生号称自己是“平民红学”？也许解读这些问题正是分析“刘心武现象”的关键所在。
　　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政治化、一元化的文化必然要走向大众化、多元化，在这种态势下，以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为基本特征的大众文化的流行，就势在必然了。
　　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了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而且以生机勃勃、咄咄逼人之势，与以学术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双峰对峙、平分秋色的局面。因此，大众文化是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格局发展和变化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大气候的确立，为大众文化的萌动和勃发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现代传媒事业迅猛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手段；广大民众的丰富生活、舒缓紧张、宣泄情绪等的多元化则为大众文化提供了受众基础，大众文化出现的正面效应对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港台文化和西方大众文化影响和渗透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繁荣与混乱并存，狂欢与堕落同在，使得大众文化在生成过程中难免出现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是一种世俗性文化，它追求时尚，迎合大众，以感官刺激为最高的选择。特别关注自我、直面当下生活、倡导物质享乐，主张“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这种并不关心文化产品是否具有人文价值和教化功能的大众文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各领风骚三五年，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和瓦解。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刘心武掷出“平民红学”这块石头，投向了学术界的深潭，溅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刘心武先生所说的“平民红学”，就是将自己定位在大众文化的格局上，而将奉传统文化为圭臬的那部分“文化精英”视为“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这种对立的潜台词，意味着过去红学研究长期囿于学术界，而漠视或者忽略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部名著了解的渴望和需求。并把这个受众群体的空白地带，视为是“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身为著名作家的他为什么如此定位呢，仅仅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显示，或是一种时下流行的煽情吗？显然不是这样，而有着实实在在的文化内涵。
　　传播学者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长，例如语言是人的肢体表情的延长，文字是视觉的延长，广播是人听觉的延长，那么作为视听传媒的电视，就是人的视觉与听觉同时的延长。可见，电视的魅力是多么的神奇，电视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大众文化借助电视传媒手段带来了新的契机。传统的文学是书面语言传达出来的意义，通过语言符号，使人们领略文本深层的意蕴。当然就要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而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则是直观的，其受众面之广，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大众文化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就是因为这些媒介的巨大影响。
　　刘心武先生和央视《百家讲坛》正是看到这一点，并有效地运用这一手段，将《红楼梦》名著阅读转换为电视播讲，收到前所未有的效应。当人们习惯了文本阅读，在面对电视讲座没有显示出来特有的关注的时候，他已经从学院式的研究走到电视传媒的平台，从书斋走向了民间。这不仅仅在于其受众群体之广大，更重要的是谁出镜，谁长时间占据着电视传媒的空间，谁就占有了话语的控制权。出镜人物虽然不一定具有权威，但他们借助媒体的话语控制权却行使了“权威”的权力，由电视传媒的代言人转变为“权威”的代言人。
　　今天这个“热”，明天那个“热”，也许是文化浮躁的现象，然而现象的背后，却潜在一种变化。冷眼观看刘心武“红学”热，便会发现他有自己的特征：学术的娱乐化、探秘的欲望化和受众的平面化。所谓“学术娱乐化”，是指在这股热浪的下面，并不一定有多少人真正研究《红楼梦》，而大多数是在崇尚《红楼梦》的心理驱使下，以娱乐的心情听他讲得挺有趣、挺新鲜，听完一笑了之。所谓“探秘的欲望化”，刘心武一面把自己的“秦学”称为学术研究，一面又把它下嫁到低俗的层面，言其“揭秘”。有意而为之，制造悬念，迎合民众的猎奇和探秘的心理。特别是“宫闱秘事”的猜谜更强化了探秘的欲望。所谓“受众平面化”，是指观众的主体是青少年学生和退休人员，他们大多没有读过《红楼梦》，或知之甚少，缺少有关“红学”方面的基本常识。这三点是“刘心武现象”的表征，在热浪漩涡的中心，蕴含的则是探佚与索隐交流而生成的合力，并向“平民意识”趋动的情感动因。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3)



　　刘心武新时期小说创作走进了多元文化格局的对话中心，成为当代国内外令人瞩目的作家，在红学研究上也把学术的话题带进多元文化格局的平台。“刘心武现象”的出现，是向学术界发起挑战，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传统文化是文本意义的研究模式，而大众文化则要求文本意义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内容向媒介的转换。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如能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传媒手段，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刻的人文关怀、合理的价值观念、丰富的思想情感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优势互补，必将会开创出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也许刘心武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把《红楼梦》带到了电视讲座，从而走进了千家万户，掀起“红楼”热浪。
　　学术界的许多学者苦苦地在日渐荒芜的学术领地守望，只懂得在一个层面，即学术上对话。这是他们执着和可爱的一面；而他们长期远离基层、远离大众、远离书房外面喧嚣的世界，对“刘心武现象”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提出的新课题，毫无知觉，这又是他们木然和可叹的一面。我们知道：大众文化以其特有的娱乐性、流行性、通俗性，以及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揭示，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些都是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无法企及的。把平民百姓的生活引到了时代舞台的中心，在文化领域开拓出了一片新的绿地，是大众文化之所以能赢得普通百姓青睐的重要原因。多年来，我们的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更多地讲的是思想性，强调灌输、启蒙和引导，形式单一，内容枯燥，相反，那些低俗的搞笑、宣泄的狂欢、无益的猜谜等，却乘虚而入，赢得很多观众或听众的心。
　　二、刘心武“揭红”使名著变了味儿
　　《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在国人心目中，永远富有无穷的魅力。以刘心武先生自身为例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回答记者说：
　　有人误解，说我是因为写不出小说了，才研究《红楼梦》，其实我一直在发表小说，……还有人说我因为出不了别的书，才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已经出了17种书，像《心灵体操》，是很贴近现实的随笔集，今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
　　田：您个人从创作走向研究，和其他研究出身的人相比，在研究上有什么不同？
　　刘：上面讲了，我仍在创作，只是目前我的小说远没有在CCTV-10讲《红楼梦》那么引人注意。我的红学研究当然凸显着我的个性。
　　图书市场上各类“红楼论著”尽管层出不穷，但是在刘心武先生的央视播讲《红楼梦》的比照下，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他这位当代颇为令人瞩目的走红的小说家，在他引发的红楼热浪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近期发表的小说创作远不如他的《红楼梦》研究那么引人瞩目，这种文化现象说明受众群体的一种心理。受众心理一般来说，既有传承的心理积淀意识，又有现代化的诠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品，如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小说等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之所以称为经典，原因就在于她本身具有极高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价值，体现出了丰富的人的情感世界和语言艺术的精妙；无论对于哪一个时期，《红楼梦》都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在国人心目中是任何作品都无法比拟的。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们精神视野的提升，世俗品味就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对一种更高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的渴求，也渐渐凸显出来。
　　“刘心武现象”正是借助《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明是《红楼梦》讲座，实为从《红楼梦》文本索隐、考证、探佚出一些碎片，把它重新编织成一个“秦可卿”的故事。或者说，它像黑洞一样吞噬着《红楼梦》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红楼梦》经典名著的价值在被悄悄地改变，崇高的文学品味在慢慢地变味。他以揭秘的形式，背离了《红楼梦》文本的基本内涵，从而误导了广大观众。这实质就触及到了一个要害问题：阅读导向。从受众群体的大多数来看，国内的西部比东部热，下层比上层热，其中有两大群体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青少年学生；二是退休人员，他们渴望了解《红楼梦》的知识，但又受地域学术信息的封闭，个人知识层次的局限，分不清刘心武先生讲的“秦学”与《红楼梦》文本的区别，只感到“秦可卿故事新编”新奇，有意思。有的人说：“讲的好啊，听得让人入迷，也算真正地理解了什么是名著了。”这就是说在这样的受众群体中，把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当成了《红楼梦》文本的解读，引导他们以为《红楼梦》就是猜谜、揭秘，产生了误导的负面效应。刘心武先生无论怎样探佚，都是个人的事。即使到学术界去讲，那些学人自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也无关紧要。然而对于那些受众群体的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和退休的人员来说，就等于把他们领上歧途。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另外从出版和媒体来看，也有很大的炒作因素。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部书的封面加一个条幅，上面写到：“2005红迷追捧第一书”、“刘心武‘完全’揭秘红楼梦”；同样《红楼望月》封面也加一个条幅，上面写到：“《百家讲坛》超人气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全文字典藏版”。央视《百家讲坛》用“揭秘”二字冠名，迎合人们的猎奇、探秘的心理。总之，宣传炒作导向的错误倾向，给人一种印象，彷佛《红楼梦》是一部谜语大全，以此吸引读者，误导听众，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理，使人陷入一种怪圈，越揭秘越猜，越猜得邪乎越来精神。因为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本身就建立在永远解不开的谜底的基础上。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4)



　　从文化学的视野审视，大众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与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传统文化有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是经过许多代人的继承和创新，才逐渐形成的，而大众文化显著特征之一是消解了文化的层面，即它把传统中关于文化的高级与低级、经典与粗俗的定位作了否定，善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态度轻轻松松地把某种权威、经典、神圣的东西置于被嘲笑被戏弄的地步，因而缺乏一种提升国人文化品味和文化素养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引导机制。
　　传统文化特别是精英文化与知识阶层，尤其是与权威大家的传播和创造是不可分离的。他们长期把持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一旦这些传统文化被调侃，被戏说，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剥夺了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秉有的话语权。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地盘不仅挤占，而且还表现出“为民请命”的姿态。试想学术界的家有谁能像刘心武这位“平民红学”家那样风光，在中央电视台一连几十集讲《红楼梦》呢，又有谁能像刘心武这位“平民红学”家那样幸运，一连出版那么多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呢，还有谁能像刘心武这位“平民红学”家那样大手笔，刮起了一股“平民红楼风”？当然，这其中也积淀着“名人效应”，刘心武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嘛！也许换个人讲，就不会如此之热了。
　　三、“平民红学”背后的个人学术情结
　　从个人学术情结来看，刘心武先生提出“平民红学”与他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是与他创作上倾向“平民文学”、“平民传记”的思维是一致的，何况作家与学者专家确实有不同的文化视野，总是带着洞悉生活，与时代对话的心态，把《红楼梦》研究的定位也贴近大众，以平等的心态、平和的方式来讲述。他同记者对话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却走偏了。
　　十几年来刘心武先生沿着探佚学的思维模式研究《红楼梦》，开创“秦学”，几乎不为学术界多数的专家们所认可，甚至遭到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先天不足的探佚学在学术界本身就处于的尴尬的地位，况且近年来探佚学的研究完全滑进了索隐派的泥坑，只配学人侧目而视。这种在红学界受冷遇与创作界享有盛誉的巨大落差，造成他心理的不平衡，情感上的不服气。所以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明确地指出：
　　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而他本人对探佚学的前进无路却并不以为然，“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他的自信越发使得他对学术界从事《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的专家和学者视为“垄断”，感到压抑，所以才喊出：“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刘心武先生可能受到某些“权威”的轻视，但也受到另外“权威”的重视。在研究和写作中一直与红学家周汝昌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而且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奖掖。
　　刘心武先生同周先生交往颇多,大概学术观点倾向一致之故，不自觉的与周先生的情感同出一辙，讲了一些感情色彩过重的话语。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替周老先生抒不平之气：“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周老自己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此话差矣，翻开国内外几部红学研究史，那一部不推崇周先生是考证派集大成者，岂止是“民间”？
　　几乎国内外对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已达成共识：考证派集大成者。至于周先生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那只是个人意气的宣泄，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名单赫然写着周汝昌；《红楼梦学刊》编委也赫然写着周汝昌，难道这还不算红学界的？学术界对新索隐派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而是针对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试想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在红学界就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必然处于尴尬的局面。然而刘心武先生并没有认识到此路不通，相反却引发了受压的情绪，以“平民红学”作为对阵，又差矣！
　　综上所述，我们对刘心武现象作了概括而简要的剖析，既从宏观上，即文化现象的社会性，指出它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又点到了他个人的学术情结。但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审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红学发展史、曹家历史本事，以及学术思维方式等各个视角去探析，才能发现在浮动的、琐碎的、狂热的现象的掩饰下，文化现象与社会趋动潜在的关联，深刻而合理地作出回答。




红学史上的“秦可卿之争”(1)



　　翻开红学史，关于秦可卿之争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像刘心武先生把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红学的一个分支——“秦学”。关于秦可卿的研究能够成一门学问吗？带着这些疑问，去探寻刘心武先生研究“秦学”的路数和内涵。
　　刘心武先生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说在前头”作了表述：
　　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这段表述告诉我们：刘心武先生选择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作为“秦学”突破口，理由是：“《红楼梦》的‘文本’（或称‘本文’）。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钗’里惟一一个在公认的曹雪芹亲撰文稿里‘有始有终’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这一‘钗’，在现存文本里面貌既鲜明又模糊，来历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窦丛生，性格既在行为中统一又与其出身严重不合，叙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亏得我们从脂砚斋批语里得知，形成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曹雪芹接受了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多达四五个双面的文字，隐去了秦可卿的真实死因，并可推断出，在未大段删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处，并很可能还有因之不得不‘打补丁’的地方。因此，‘秦学’的第一个探佚层次，便是探究：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
　　这里他涉及几个问题：（一）《红楼梦》文本中秦可卿形象是被“删改”过的；（二）“删改”过的文本隐去了秦可卿死因；（三）“秦学”探佚曹雪芹“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要搞清楚，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起：第一，“秦可卿之死”的论争在“红学”发展史上是怎样揭开的？第二，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秦可卿死因”之争有哪些主要的论点？第三，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是对《红楼梦》文本的秦可卿研究，还是“秦可卿故事新编”。这些问题的一一辨析，才能使我们对“秦学”的内涵有一个大致了解。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弄清一个理性的前提：从红学史上最早揭开“秦可卿之死”的论争，直到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研究，表面看起来都是在《红楼梦》文本有关秦可卿的基础上的探佚，但二者之间有一个原则性的区别：不能离开文学研究。否则，便不是对《红楼梦》的研究，而是借着《红楼梦》文本，另外搞什么“秦可卿故事新编”。“秦学”的要害问题正在这里，离开了《红楼梦》文本，去探佚什么，去揭秘什么，从根本上取代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
　　一、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学术通信，引发了关于“秦可卿之死”的考证
　　红学发展史上最早引发“秦可卿之死”的学术论争，是从胡适、顾颉刚、俞平伯这几位学者的讨论开始的，并由俞平伯写出了《秦可卿之死》的考证文章。
　　1“依册子看，可卿确是自缢，毫无疑义。”
　　2俞平伯认为：“第十三回说‘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纳罕’、‘疑心’皆是线索。”
　　3“写贾珍之哀毁逾恒，如丧考妣，又写贾珍备办丧礼之隆重奢华，皆是冷笔峭笔侧笔，非同他小说喜铺排热闹比也。”
　　4“秦氏死时，尤氏正犯胃痛旧症睡在床上，是一线索。似可卿未死之前或方死之后，贾珍与尤氏必有口角勃谿之事。且前数回写尤氏甚爱可卿，而此回可卿死后独无一笔写尤氏之悲伤，专描摹贾珍一人，则其间必有秘事焉，特故意隐而不发，使吾人纳闷耳。”
　　5秦氏死后，二婢一个触柱而亡，一个甘作义女，这说明此二婢与秦氏之死的关系，正是她们撞破了贾珍与秦氏的私通，秦氏才羞愤自缢。
　　1927年夏，胡适先生得到“甲戌本”，第一次发现了脂砚斋的批语，揭开了“秦可卿之死”这一章回的删改问题。如：“甲戌本”十三回回前总批残文：　
　　〔……〕在封龙禁尉写乃褒中之贬，隐去天香楼一节，是不忍下笔也。
　　同回回末有朱批：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事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又有朱笔眉批：　
　　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
　　后出之《庚辰本》第十三回也有回末批语：　
　　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春。
　　在第三页下“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上有朱笔眉批：　
　　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
　　在第五页上“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句旁有行间旁批：　




红学史上的“秦可卿之争”(2)



　　删却，是未删之笔。
　　在第六页上“丫鬟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句旁也有旁批：
　　补天香楼未删之文。
　　胡适为此专门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了“秦可卿之死”这一节，他说：
　　现在平伯的结论都被我的脂本证明了。我们虽不得见未删天香楼的原文，但现在已知道：
　（一）秦可卿之死是“淫丧天香楼”。
　　（二）她的死与瑞珠有关系。
　　（三）天香楼一段原文占本回三分之一之多。
　　（四）此段是脂砚斋劝雪芹删去的。
　　（五）原文正作“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戚本始改作“伤心”。④
　　前辈大师做学问多么严谨，且彼此平和的讨论，惟是以求。
　　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学术通信，引发了关于“秦可卿之死”的考证。伴随着新红学派的声名雀起，自此以后，秦可卿之死乃是与贾珍有染而悬梁自尽之说，遂成定论。
　　“甲戌本”第十三回脂砚斋批注开启了研究“秦可卿之死”的滥觞，诸说纷纭，但基本都是在文本的基础上，又结合脂批，展开考索或探析。
　　二、秦可卿在《红楼梦》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甲戌本《红楼梦》揭示“秦可卿之死”删改以来，已近八十年，有关的讨论时断时续，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
　　（一）上个世纪40年代，发表的有关秦可卿的文章数量较少，且都是各自谈自己的观点，没有形成论争
　　（二）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涌现出一批研究秦可卿形象的论文，形成了自胡适、俞平伯以后的一次论争，反映了新时期意识形态的解冻，学术思想活跃起来。
　　这个时期发表的有关秦可卿形象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水平高，积聚了一批中年学者长期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依旧沿着文学分析的路子向深层次掘进，考证只是文学分析的一种补充。对秦可卿形象在整部《红楼梦》中的艺术使命，以及过场人物的形象特征都做了前所未有的总结。
　　（三）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有关秦可卿形象的论文数量不少，但没有形成明显的论争，且论文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可喜的是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开始对这一人物形象作多侧面的文学分析，打破了以往传统的文学分析方法。总的来说，还是沿着文学分析的方向发展，尽管有猜谜、探佚的东西杂揉在里面，但没有张扬成文的，或引发争论的。甚至刘心武90年代初发表“秦学”文章，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创作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也在学术界反响不大。
　　下面我们从“横”的方面，归纳一下学术界对秦可卿形象的研究。
　　秦可卿是刘心武先生研究的中心人物，辨析《红楼梦》文本与“秦可卿故事新编”中秦可卿的形象有什么不同时，首要的是先清楚《红楼梦》文本中秦可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秦可卿在神仙梦幻的世界里，担负着《红楼梦》全书叙事结构中特殊艺术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红楼梦》前五回介绍了两类人物形象，冷子兴的叙事使命是演说贾府主子的辈分和姻亲关系；秦可卿的叙事使命是引领宝玉，透过宝玉的眼睛，介绍贵族小姐和主要丫环的命运。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秦可卿的出场，首先是作为贾宝玉梦魂的引路人而出现的，将宝玉带至天上的“清静女儿之境”，使宝玉得以窥视“薄命司”中“金陵十二钗”册子，听仙女演奏《红楼梦》十二曲。这些册子中的判词、画页和曲词互为补充，隐喻和预示了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青年女性的思想性格、身世遭遇和命运结局；同时因贾宝玉同情这些被封建礼教毒害和压迫的女性，关注她们的命运，分担她们的痛苦，也就确立了贾宝玉作为“诸艳之冠”的身份。
　　其二，秦可卿临死前给凤姐托梦，说出一件未了的“心愿”，也就是从事物发展的哲理高度，讲到了贾府保持“退路”的具体治家方略：“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秦可卿只是作为小说叙事的设置，引出贾府的当家人王熙凤的心理活动，王熙凤的思虑。
　　秦可卿托梦的两人，一个是贾府的接班人贾宝玉，一个是贾府的当家人王熙凤，都是《红楼梦》的轴心人物。“宁荣二公”在天之灵把贾府未来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了，并把挽救其家族颓危的办法托付给了警幻仙姑。她和其妹秦可卿充当媒介传给贾宝玉和王熙凤。
　　秦可卿在《红楼梦》叙事结构中是一个隐喻式的人物，她穿插在梦幻仙境和现实人间，连接太虚幻境和大观园这两个世界，幻中显真，以幻拟真，以真托幻，把她点染得飘渺幽微，如烟如云。
　　秦可卿在《红楼梦》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过场人物，来去匆匆。直接描写她的笔墨不多，大多是借别人之口的间接描写。在第五回她刚露脸时，就放弃了对她直接的详细描写，而是选取了贾府最高权威——贾母的视角，对其作了侧面的勾勒：“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此类侧笔描写曾多次反复出现。而与这些复沓的侧面描写相联系的，只有两次正面简短的对话。在第七回中秦氏还是生气勃勃、招呼亲朋、照应周到的东府少奶奶，没有一点得病的征兆。当凤姐携宝玉来到宁府门口，“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媳妇秦氏婆媳两个带着多少侍妾丫环等接出仪门”。接着就是一阵尤氏、凤姐、众媳妇婆子的嘲笑、嬉闹。秦氏则忙向宝玉推荐弟弟秦钟：“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宝二叔要见我兄弟，今儿他在这里书房里坐着呢，为什么不瞧瞧去?’”......可见秦氏的精神很好。当秦氏再一次出场时，第十回，她已一病不起了。焦虑、忧伤、懊悔、恐惧、羞辱诸多情绪的纠缠，把一个在第七回里还是那样生气勃勃的人儿折磨得眼看越不了冬。一共两次短暂的亮相，我们无法在小说的现实生活里切近秦可卿这一艺术形象。只能从间接的描写、补叙和一些似隐似现的文字中去勾画她的基本形象特征。




红学史上的“秦可卿之争”(3)



　　从学术界研究的观点归纳，大致如下：
　　（一）秦可卿出自寒门
　　秦可卿是“赫赫扬扬，已近百载”的宁国公府长重孙媳，是国公夫人和公府家政无可争辩的合法继承人。身处如此显赫的豪门贵族，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秦氏按理说该有个高贵的出身吧。然而然而，生活是复杂的，犹如东去的黄河，九曲十八湾，但毕竟“奔流到海不复回”，对于把亲生女儿以五千两银子作为抵押的贾赦，孙绍祖手中的银子是光闪闪的；而对于荒淫无耻的贾珍父子，秦可卿的妩媚风流则是具有异常魅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宁国府两代家妇尤、秦二氏，都是出自寒门的原因。
　　（二）秦可卿性格特征
　　秦可卿的外貌特征：“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唤作“兼美”，“兼”具林黛玉、薛宝钗之“美”,性情温和。贾珍和尤氏对这位儿媳非常满意。她说公婆把自己“当自己的女孩儿似的待”，她处人和，待下慈。“温柔和平”，得到贾府上上下下的喜爱。秦氏死讯传出，“那长一辈的想她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她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她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她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
　　只是太心细，正如婆婆尤氏所说的：“他可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从张太医之口可知用心太过伤神：“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的聪明不过的人......”
　　（三）秦可卿生病
　　第十回从尤氏口中得知秦可卿已病得不轻：“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有来”，到了九月中旬贾敬生日，秦可卿已是“十分支持不住”，卧床不起，自己已预感到“未必熬得过年去”。这正应了那位张先生的话：“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又到了“腊尽春回”。
　　（四）秦可卿致病之因
　　戚序本第七回的一条总批：“焦大之醉，伏可卿之病之死……”所谓“焦大之醉”，指焦大醉后大骂贾府子孙“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这里的“爬灰”，显然暗指秦可卿和公公贾珍私通一事。
　　戚序本第十回总批：“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恶奴之凶顽，而后及以秦钟来告，层层克入，点露其用心过当，种种文章逼之。虽贫女得居富室，诸凡遂心，终有不能不夭亡之道。”第十回尤氏对金寡妇说的这些话：“今日她兄弟来看她，……谁知昨儿他们学房里打架，不知哪里附学来的一个人欺负了他，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都告诉了他姐姐。可见秦可卿对这些“不干不净的话”看得很重，“爬灰”和“养小叔子”的丑事，焦大已经骂街，连凤姐、宝玉都听到了，学房里“那群混账狐朋狗友”怎会不知?在打架斗嘴的气头上，冲口骂将出来。闹学事件，秦可卿怀疑乱伦事泄。
　　（五）贾蔷感到“说得大家没趣”的“谣言”
　　像贾蔷这样“外相既美，内性又聪明”，比贾蓉生得还风流俊俏的“宁府正派玄孙”，既是“赏花玩柳”能手，又和贾蓉“最相亲厚，常相共处”，能不和他那“擅风情，秉月貌”的蓉嫂子时常往来言笑、垂涎希冀?而秦氏与贾蔷天长日久，厮混熟了，难免眉来眼去，有所动作。贾珍“风闻”，顿生邪念，得隙而入，以逞其奸。不然，金荣口中说的“许多闲话”，“贾珍想亦闻得些口声”，贾蔷感到“说得大家没趣”的“谣言”，会是什么呢?
　　写贾蔷“口声不大好”的当儿突然插入贾珍“自己也要避些嫌疑”。让贾蔷这个自己一贯溺爱的才十六岁的孤儿“搬出宁府”去过活。只不过是明说贾蔷，暗写贾珍罢了。这样乱伦的事一旦泄出，受谴责的首先就是被人们视为“难养”、“祸水”的女人。秦可卿终日提心吊胆，内心痛苦。“贫女得居富室”，一是说她是养生堂抱的；二是其家清贫，她出身微贱而高攀富室公子。外有凶顽“恶奴之恶语”，如焦大之骂；本家之凌辱，贾璜妻侄对秦钟的欺侮。内有本人“用心过当”。长期精神痛苦，疾病折磨，又无医好的希望，万念俱灰。这都和“贫女得居富室”密切相关，故这条批语结语云：“终有不能不夭亡之道”。
　　（六）婆婆尤氏为何说：“她这个病得的也奇。”
　　秦氏刚死，“莫不悲号痛哭。”而且丧礼隆重，皇亲国戚，老亲旧眷，好友相识，频频吊唁。而对一向关心体贴秦氏的尤氏，书中仅淡淡提了一句：“尤氏又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务”，从秦氏咽气到出丧断七，尤氏借病回避，与整个气氛似乎很不协调。秦氏淫荡，私通贾珍，伤害了尤氏，引起了尤氏的内心怨愤。她虽懦弱，但这与人通奸之事，自古至今做夫妇的，无不恨之入骨。只是慑于贾珍淫威，唯命是从，轻易不敢发作。
　　（七）秦可卿的两个丫头
　　秦可卿“遗”贾珍金簪，被尤氏发现；丫头给秦可卿更衣，撞见她和公公贾珍私通。所以说，“遗簪”“更衣”唯有丫头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秦可卿遂即上吊。两个丫头一方面深感对不起少奶奶，另一方面又慑于贾珍的淫威，一个撞柱而死，一个甘作义女为其驾灵送终。
　　（八）鸳鸯上吊是秦可卿当日缢死情状的再现
　　点明秦可卿之死法，是书中一百十一回写鸳鸯殉主。鸳鸯欲死时，却想不出“一时怎么样的个死法”，让秦可卿拿个汗巾子教给鸳鸯缢死，这情景正好是秦可卿当日缢死情状的再现。借鸳鸯之口说：“倒比我走在头里了。”这里鸳鸯之死法是衬托，秦可卿之死法是暗写罢了。




红学史上的“秦可卿之争”(4)



　　（九）“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是骤死
　　第十三回写宝玉听到秦氏死讯后，“只觉得心中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一段话，甲戌本脂砚斋有一条侧批：“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
　　以上是学术界对秦可卿这一人物研究的大概的扫描，其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文本、脂评双向观照，互为补充，虽然有的超越了文本所能提供的想象空间，但都是在秦可卿这一人物是一个模糊的艺术形象本身展开的。她的身份、死因和死的情状都极具模糊性。在秦可卿的判词中写到“造衅开端实在宁”，秦可卿与贾珍之间“乱伦”的关系，为宁国府埋下了祸端。“淫”被认为是她性格的主要特点。
　　三、刘心武摘取只言片语，形成所谓“秦可卿原型”
　　我们先看看刘心武先生对“秦学”的阐述：
　　在我来说，这个“秦学”的探佚空间，它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红楼梦》的“文本”。......“秦学”的第一个探佚层次，便是探究：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个层次，是曹雪芹的构思。从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究出有关秦可卿的一度存在过的文本，还可以探究出他对如何处理这一人物的曾经有过的构思，这构思可以从现存的文本(包括脂评)中推敲出来，却不一定曾经被他明确地写出来过。
　　第三个层次，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构思。……我们在进入“秦学”的第三个层次时，探究当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间的权力争夺，并因此而终于弄得“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而加深理解曹雪芹关于秦可卿的构思和描写，以及他调整、删改、增添有关内容的创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
　　第四个层次，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人文环境。……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与曹家的复杂关系，是弄通《红楼梦》中关于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关键之一，
　　刘心武先生概述的“秦学”的四个层次，是从他具体的探佚、索隐和想象中派生出来了。其中是由三个环节组成：
　　（一）“秦学”的探佚空间是一个由“秦可卿形象”作为切入口的没有边界的空间。从《红楼梦》文本中摘出有关秦可卿的只言片语，加以引申、曲解、组合，形成与《红楼梦》文本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秦可卿原型”、“贾元春原型”、“贾珍原型”,脱离了《红楼梦》文本。
　　（二）“秦学”的“秦可卿原型”、“贾元春原型”、“贾珍原型”，在刘心武先生探佚所谓“曹雪芹的构思”之下，组合成一个故事新编。故事梗概：秦可卿乃康熙废太子的女儿，一出生就由曹家，即贾府的贾珍接进宁国府，养育成人。待废太子儿子“弘皙逆案”败露后，其家族命秦可卿自尽。选入宫的贾元春也将秦可卿身世告密，得到了皇上的喜爱，晋升为贤德妃……总之，“秦学”是一部新编“宫闱秘事”，完全取代了《红楼梦》深刻的思想价值，文化意蕴和审美意味。
　　（三）刘心武先生“秦可卿故事新编”还处处与曹家本事相联系，一些没有史料支撑的证据，被任意拿来引用
　　为了深入看清“秦学”的内涵所在，我们将在以下几章，分别就其故事新编中的重要人物：秦可卿、贾珍、贾元春一一解析。




刘心武“秦学”的可卿之疑(1)



　　刘心武先生从对秦可卿的研究入手，十几年来构建了一门自认为成体系的“秦学”。从来没有一位学者像刘心武先生那样投入如此之大的精力，去研究《红楼梦》中这样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形象，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他把秦可卿这一人物作为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以她作为“秦可卿故事新编”的重要人物，与贾元春形成福祸两翼，从而“推进到对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及其儿子弘皙（也就是康熙的嫡孙），揭示出他们跌宕起伏、诡谲多变的命运对曹雪芹家族荣辱兴衰的巨大影响”。
　　可见，“秦可卿之死”这段故事形成，是他对曹雪芹曾经设计的或打算这样写的推理。那根据是什么呢？从他讲述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种方法，一部分是探佚，在《红楼梦》文本的字里行间，寻找能够比附的东西，穿凿深纳，曲意推理，连缀而成；另一部分是考证，把有用的或者沾边的历史素材拿来，附会其事，影射其人，拼凑组合。在这位名作家的生花妙笔下就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了，这是他在受众群体中产生轰动效应的原因。我们知道：这对于作家来说，是天才的创作；而对于学者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刘心武先生偏偏强调说这是学术，还归纳出研究的几个层次，这就不是简单几句话否定所能奏效的了。
　　先来看看，刘心武先生关于曹雪芹构思所作的理性的阐述：
　　第二个层次，是曹雪芹的构思。从有关秦可卿的现存文本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究出有关秦可卿的一度存在过的文本，还可以探究出他对如何处理这一人物的曾经有过的构思，这构思可以从现存的文本（包括脂评）中推敲出来，却不一定曾经被他明确地写出来过。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探究曹雪芹曾经怎样地写过秦可卿，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他曾经怎样打算过；我关于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诗的探究，便属于这一层次的探佚。我认为这首回前诗里“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还出现了“未嫁先名玉，来时姓本秦”的引句），起码显示出，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里，一度有过的关于秦可卿真实出身的安排。我还从关于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升的对比性描写及全书的通盘考察中，发现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是有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扯动着贾府盛衰荣枯，这样来安排情节发展的强烈欲望，但他后来写成的文本中，这一构思未充分地展示。我把他已明确写出的文字，叫作“显文本”，把他逗漏于已写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本”。
　　我们按照刘心武先生的思路，先分清什么是“显文本”，什么是“隐文本”。所谓“显文本”就是现存的《红楼梦》文本；所谓“隐文本”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曹雪芹曾经写过，“一度存在过的文本”，即脂评本中未曾删节过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另一是曹雪芹的构思，即“这构思可以从现存的文本（包括脂评）中推敲出来，却不一定曾经被他明确地写出来过。”“显文本”和“隐文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显而易见，“显文本”是探佚“隐文本”的平台，“隐文本”是探佚的目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隐文本”是受“显文本”的制约的，而且有一个限度。遗憾的是探佚的空间，天马行空，驰骋想象，跑得太远了，除却借用《红楼梦》秦可卿、贾元春等人的名字而外，已与《红楼梦》文本不搭界了。可以称其为“秦可卿故事新编”。故事情节的梗概：（一）“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里，一度有过的关于秦可卿真实出身的安排”；（二）“发现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是有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扯动着贾府盛衰荣枯”；（三）故事新编还能与曹家的本事相对照，为“自传体”找到历史根源。他在“隐文本”探佚出了秦可卿出身是皇族，是公主。这为他进一步考证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进行铺垫。
　　一、被刘心武称为“野种”的她，在其故事新编里又成为皇族的公主
　　刘心武先生解秘“抱养之谜”，列举了两条主要的理由：
　　这两条理由简括地说：宁国府的血脉已经到了三世单传，因此，一要门当户对，这是强调社会地位；二要保证能给贾蓉生儿子，这是强调传宗接代。他这两条理由的推导，一是靠着定势思维下的常理；二是靠着想当然，断然说出《红楼梦》删去了第十三回关于秦可卿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死因，是出于“非艺术性的考虑”。根据呢？他没说。那么按照他的推导，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还得回到《红楼梦》，以文本为依据。
　　封建贵族的婚姻是政治的联盟，讲究门当户对是当时社会的习俗。《红楼梦》“护官符”所说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就是一个用联姻纽带结合起来的大地主、大官僚、大皇商的封建贵族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四大家族的共同的社会心理，都非常重视与自己家族成员联姻的其它家族的社会地位。也正是姻亲关系背后的家族势力，决定了像贾母、王夫人、凤姐、薛宝钗这些太太奶奶们的地位之高。反之，贾赦的邢夫人没有娘家的靠山，在贾府的地位就大为逊色。当然，这和她本人的性格人品也分不开。封建贵族是用婚姻作为一种手段加强政治上的结盟，这确实是常理。




刘心武“秦学”的可卿之疑(2)



　　但并不等于说封建贵族的婚姻全部都是这样，贾府的另一支脉宁国府，却不同于荣国府。
　　《红楼梦》对宁国府姻亲关系的描写，从来就没有什么门当户对，贾珍娶的尤氏不就是出身清寒人家？尤氏出身很贫苦，甚至连母亲和妹妹的生活，也时常需要她的接济。因此在极重视上流社会中“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姻亲关系的贾府，尤氏由于没有这种家族光辉的笼罩，便失去了与其它太太奶奶们争荣争宠的资本，甚至连妹妹在遭到贾珍父子的调笑和玩弄，尤二姐在被欺凌至死的时候，她也不敢挺身而出。在家族主子阶层里她忍受诸多的不公允。相比之下，秦可卿的父亲系现任工部营缮司郎中，虽然是一个小官，宦囊羞涩，但毕竟和贾家还有小小的瓜葛，即使结了亲，将秦可卿许与贾蓉为妻，也不违背情理。
　　何况，封建社会婚姻的选择对男女双方来说，存在着不均衡的评价和选择标准。男性有相当多的因素介入。比如：财富、地位、才华、相貌、前途等等，像贾府的贵族公子正是综合多种因素于一体的男性主体，有明显的优势。秦可卿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兼有钗黛之美。这是超群出众的优势，仅凭借这一点，她被贾珍看上眼，选为儿媳，是很自然的。
　　《红楼梦》对宁、荣二府婚姻关系的描写是形成这个家族长期房族之争的根源，同时也是一种对比，着意描述宁国府是一个连起码的封建礼教都不遵循的，阴森龌龊的溃败而糜烂的家族。封建的所谓纲常礼教对贾珍等贵族“爷儿们”完全失去了约束力，他是“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这一群败坏自己家运的不肖儿孙，长年累月表现出的是一桩桩充满形形色色贵族阶级生活的淫滥秽行。“秦可卿之死”便是这种淫糜生活下的典型事件，来体现《红楼梦》整体叙事结构意脉的走势，宁国府衰败在先，荣国府其次；宁国府是明写，荣国府是暗写，因此说“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因此，我认为刘心武先生离开了《红楼梦》整个叙事结构，不从文本出发，单靠简单的常理的推测和想象，揭秘“秦可卿抱养之谜”，必然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二、可卿形象的基本表征是温柔俏丽，善解人意，但并未披露更丰富的性格内涵
　　刘心武先生所说的“抱养之谜”，没有根据，那“生存之谜”又如何呢？他的做法是仅凭《红楼梦》书中秦可卿周围几位地位高的人物的感受和评价，来推断秦可卿的出身。下面看看他的说法：
　　1贾母的看法：
　　“我们首先选出贾母，贾母是怎么看待秦可卿的？”“她忽然走出来带宝玉去午睡，极妥当。这是贾母的眼光。”“然后曹雪芹通过叙述性语言，就替贾母做出了一个不可争议的判断，这个判断是这样的，说秦可卿‘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
　　2尤氏的看法：
　　第十回写到秦可卿生病时，尤氏对秦可卿的反应……，她嘱咐秦可卿：‘你且不必拘礼，你早晚不必照例上来。’”“她对她的儿子贾蓉说：‘你不许累掯她。’。底下的话越说越奇怪，说：‘倘若她有个好歹，你再要娶这么一个媳妇，这么个模样，这么个性情的人，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这太奇怪了！……她应该对她儿媳妇非常地反感，她犯不上这么看重她，又不是怀孕，得了这种怪病，居然就关怀备至到如此程度。而且，怎么就会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比养生堂抱来的野种还好的女子呢？这不成逻辑啊，在当今社会这也不成逻辑啊。”
　　3王熙凤的看法：
　　“我们再看看，贾府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拿事的人物，王熙凤，她怎么对待秦可卿。王熙凤，说老实话，就像贾母点出来的：‘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按说，她对秦可卿最好的态度也不过是敷衍，可是，不是！她跟秦可卿形成一种密友关系，虽然她辈分高，她是婶子，秦可卿是侄媳妇，两个人却好得不得了。”
　　刘心武先生择出的这几点的逻辑推理是：从秦可卿的生存环境观察，贾母对她好，王熙凤也对她好，尤氏明知自己的丈夫和儿媳有暧昧关系，不但不反感，反而很看重她。这几个在贾府地位高的女性如此对待她，不就证明秦可卿出身高贵，家庭有靠山吗！其实从这几笔侧写中，透过秦可卿周围人的眼睛，我们只看到了秦可卿形象的基本表征：温柔俏丽，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处事得体，但并没有披露更多深层次的性格内涵。
　　分析问题的一个弊端，就是把一些碎片串连起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加以归纳，得出结论。我们知道，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在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像秦可卿这样的过场人物，其正面亮相的笔墨非常少，主要是通过侧写，周围人物对她概括的评价，才勾勒出了她的模糊的性格特征。因为秦可卿是个过场人物，曹雪芹并不是着力刻画她丰富的性格内涵，而只是突出她在整个叙事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比如王熙凤，“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那么她对于一个乡下来的老婆子刘姥姥，就不会接待了。王熙凤对人的态度，既有个人的情感成分，又看着贾母和王夫人的眼色，左右周旋。何况秦可卿是未来宁国府当家的奶奶，两府之间磕头碰脸的事常有，而且两府各立门户，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她怎么会对秦可卿冷漠呢？秦可卿生病，她热情地去看顾，也是人之常情。再说分析秦可卿的生存状态，不能只依据贾母、尤氏、王熙凤对待她的亲疏，而应和焦大骂主、学堂闹学等情节因素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




刘心武“秦学”的可卿之疑(3)



　　秦可卿这个人物一出场，便是“赫赫扬扬，已近百载”的宁国府嫡孙媳。与荣国府嫡孙媳王熙凤在封建宗法家族里，未来是一样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无论是出身书本网而又寄人篱下的林黛玉，还是家势豪富但也客居贾府的薛宝钗，或者是公府侯门之女的史湘云和贾氏三春，都不能和她相比。所以，无论从现实存在还是过去，秦可卿身上都很难看出什么明显的自卑心理。刘心武关于“秦可卿生存之谜”的解答依然站不住脚。
　　三、　所谓“棺木”等事只与贾府权势有关，与可卿出身并无太大联系
　　刘心武先生从“抱养”、“生存”之谜的揭示，一步步逼近秦可卿“出身”这个要害问题。他举了六个主要的例证。前两个是梦幻的叙事，后面的则是现实的例证。这两组例证恰恰触及到了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在《红楼梦》叙事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分析其形象的关键所在。先说“两个梦境”。
　　其一，太虚幻境的秦可卿
　　刘心武先生推理：“警幻仙姑她怎么引领贾宝玉走正路呢？她就是说，我先把声色之娱让你享受够了，让你懂得这些也无非如此而已，希望你享受够了以后就能够幡然悔悟，觉得我还是去谋取仕途经济罢了，企图让贾宝玉形成这么一个思维逻辑。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让贾宝玉享受性爱，就把自己的妹妹可卿介绍给贾宝玉。所以秦可卿既是警幻仙姑的妹妹，又是贾宝玉的性启蒙者。如果是一个养生堂抱来的弃婴，是一个宦囊羞涩的小官僚养大的女子，她怎么能够出任这种角色呢？不可能的。但是《红楼梦》文本就是这么来写的。这又是一个证据，证明秦可卿身份非同小可。”
　　其二，秦可卿托梦。
　　秦可卿向王熙凤托梦，刘心武先生认为：“她提出了这样一个具体的实践方案。这如果不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出身于一个非常高贵的家族的女性，她是不可能想到这些的。她如果是一个养生堂抱来的弃婴，她如果只是从小在秦业家里面长大，她哪儿来的社会政治经验？她不可能有。这就说明秦可卿她的出身是高于贾府的。”
　　刘心武先生对“两个梦境”的分析后，推导出的结论：“秦可卿她的出身是高于贾府的。”秦可卿在《红楼梦》中有两种身份，一是神仙幻境下出现的，一是宁国府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她在幻境与现实中交叉，是《红楼梦》叙事结构的需要。秦可卿作为虚幻的人物，在《红楼梦》的叙事结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不能不着重分析：
　　第一，梦境中的主体应该是谁
　　做梦是一个人大脑的潜意识活动，而梦境则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变形的特殊反映。。据说在17世纪英国伦敦的一座修女院的修女们，控告当地一位长得十分英俊的神父，说他每晚都施用巫术，使她们处于昏迷的状态，然后对她们非礼。最初是修女院的院长“受辱”，以后大多修女都有这种“遭遇”。结果无辜的神父被活活地烧死。其实原因是修女们性意识长期受到压抑，爱慕年轻而貌美的神父，从而出现了性梦。可见，梦是做梦人的潜意识的显现，而不能以梦境中的人作为主体。
　　其实这个梦境描写，还不仅仅是刻画凤姐心理活动的需要，而是出于《红楼梦》整个叙事结构的需要。
　　第二，“两个梦境”中秦可卿是一个虚幻式的人物
　　秦可卿只是这“两个梦境”中出现的一个虚幻式的人物，是全书整个叙事结构的需要。在描写现实生活情节中，时而转入虚拟梦境的描绘，这样就呈现出两重境界的叙事功能：一重是梦境中的实境，一重是现实中的梦境。在现实与梦幻、实境与虚境之间交互穿插，创造了天上与人间相沟通，真景与幻境相交织的《红楼梦》叙事艺术。
　　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秦可卿的上场是作为贾宝玉梦魂的引路人而出现的，其目的是对全书情节发展起结构意义和预示功能。恰如清代护花主人王希廉在《红楼梦》第五回后评曰：
　
　　一回至四回，已将贾、王、史、薛亲戚家世大略叙明，黛玉、宝钗已与宝玉合一处，入后应细叙居恒情事。然十二钗尚未点明，若逐人分叙，文章便平芜琐碎，故以画册、歌曲将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点出，后来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贾氏宗支，可借冷子兴口中细说，所以撰出一梦，在虚无缥缈之境。
　　第五回自为一段，是宝玉初次幻梦，将“正册”十二金钗及“副册”、“又副册”二三妾婢点明，全部情事已笼罩在内，而宝玉之情窦亦从此而开，是一部书之大纲领。
　　这段评语点明曹雪芹设置这个梦在全书叙事结构中的作用，就是用含蓄的诗词隐喻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女子的生活道路和命运结局，从而给人一个整体的初步的印象。如同一张蓝图为百二十回的《红楼梦》长卷伏下叙事的意脉。
　　再者，秦可卿在梦中是警幻仙子的妹妹，“其鲜艳妩媚，大似宝钗；风流袅娜，又如黛玉”，被警幻仙姑许配于宝玉，无疑是将宝玉未来人生道路中的恋爱和婚姻，跟林黛玉、薛宝钗之间产生的情感纠葛作了总览式的预示。
　　其二，秦可卿给凤姐托梦从叙事结构设置上来看，布下了三条意脉的伏笔。（一）贾府败落的趋势。秦可卿从事物发展的哲理，讲到贾府保持“退路”的具体方略。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云云，正是对第五回中荣宁二公所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必然趋势的印证。（二）“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正是全书悲剧结局的谶语。




刘心武“秦学”的可卿之疑(4)



　　总之，秦可卿在梦境中所做的两件事，体现了“宁荣二公之灵”的意旨。对于贾府的现状，“宁荣二公”在天之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为了挽救其家族的颓危，通过秦可卿、警幻仙姑虚幻式的人物，采用各种方式警示其子孙。秦可卿的艺术使命就是为完成“宁荣二公之灵”的嘱托，完全是小说整体叙事构思的需要。离开了《红楼梦》整体叙事的构思，孤单地对一个虚幻式的人物，判定什么“出身”，别说没有什么根据，就是有根据，这种“猜笨迷”的方法，猜到了虚幻人物的身上，如同给《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划定阶级成分一样可笑。
　　第三，秦可卿是一个隐喻式的人物
　　秦可卿在《红楼梦》文本中仅仅短暂地出场过两次。第一次是第五回安排贾宝玉在她的房里睡午觉，她跟一帮丫环小厮守在房外看猫儿狗儿打架。第二次是第十一回她生病时王熙凤去探望她。对她在现实生活中的描写，远远比不上对她在“两个梦境”中描写的文字多。如果抛开他人侧面对她的评价、议论和谣诼，抛开她在这几个梦中的活动，现实生活中的秦可卿几乎是苍白而模糊的形象。然而，正是因为这几个梦和他人侧面对她的评述，使得秦可卿这一形象才变得扑朔迷离，才能在“两个梦境”中隐喻了整部小说的叙事意脉和人物的命运走向。在这个意义上说，秦可卿又是一个隐喻式的人物，因而，围绕她曹雪芹采取的是意象叙事，比如秦可卿住室的布置、装饰、陈列，以及命名都离不开意象叙事这一特征。离开了这一叙事特征，割裂地抽出几个名物，作为“帝王家的符码”、“公主的符码”，显然是不符合审美创造的规律。请看刘心武先生所举的几个现实的例证：
　　关于秦可卿的卧室陈设。
　　首先秦可卿的卧室挂有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还有一副秦太虚的对联，写的是：“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还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还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刘心武说：“你想，这些是什么东西啊？以前的红学界对这一段描写的解释，基本都定这么一个调子，说，这是夸张的描写，这样描写主要是为了表现秦可卿的生活很奢靡，而且她本人很淫荡。这个解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它不能够让我这样一个《红楼梦》爱好者完全信服。
　　……请大家特别注意，武则天当过女皇帝，飞燕是一个爱妃，杨太真也是一个爱妃，安禄山是后来篡权，一度当过皇帝的人。但是作者他不仅写到了皇帝那样的人物，他也写到两个公主，那么这些夸张的暗示性的符码究竟在隐喻什么？我想，它绝不仅仅是隐喻秦可卿生活很奢靡，或者是说秦可卿很淫荡。它实际上应该是在影射，秦可卿的血统就高贵到是帝王家的公主的地步。你看，这些全是帝王家的符码，而且还两次出现了公主的符码，对不对？它用这样的手法暗示秦可卿真实的血统。”
　　在秦可卿的卧室里，宝玉入睡之前，他一进入秦氏住房就闻到一股甜香，不禁眼饧骨软，倦意倍增。而其室内陈设，如壁上挂的“海棠春睡图”、秦太虚的对联，案上摆着的镜、盘、木瓜及屋内设的榻、帐、衾，皆与古代香艳故事风流韵事有关。这气、味、形、色等方面的感官刺激，是对整个梦境中宝玉所感受的浓艳的声色之美作了最好的铺垫。同时也表现了秦可卿生活的奢靡和淫逸。王昆仑先生说：“这不是什么文艺描写，而是有意做出象征性的说明。试看其中所举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些人所用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器物？这岂不明明是作者对秦氏品性的贬斥吗？”这哪里是“帝王家的符码”、“公主的符码”？据笔者知道的有一个城市进了几套上万元的豪华的柜式装载的四库全书，其中有大部分是企业家为了装饰办公室或豪宅而买走的。那么这能标示他们身上具有“学者的符码”吗？
　　关于天香楼。
　　“天香楼这个楼名，有怎样的含义？有两句诗：‘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这是唐朝诗人宋之问的句子。你想想，那是非常尊贵的，如果说太阳可以比喻为皇帝的话，月亮就可以比喻为东宫，比喻为太子。月亮里面，中国人的想象，认为有嫦娥，有一棵桂花树，有吴刚，还有一只兔子在那儿捣灵药。总而言之，月亮里面是有桂花树的，‘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子，就是桂花结成了米粒状的东西，‘桂子月中落’，这个东西非同寻常，属于国色天香，它带来一种芬芳的气息。‘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你想想，‘情天情海幻情身’，这是一种什么出身？天香楼是一个什么象征？就是来自月亮里面，芬芳从云层飘向人间，可见秦可卿出身非同小可，是高于贾府的。”
　　刘心武先生对“天香楼”的解释有不妥之处。1以“天香”二字作为楼阁的雅称，寄寓了楼阁主人的情趣，喜欢花香木秀。“天香”在中国古代泛指芳香。李白《庐山东林寺夜怀》诗：“天香生空虚，天乐鸣不歇。”清·纳兰性德《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诗：“无月见村火，有时闻天香。”有时也特指桂、梅、牡丹等花香。宋之问诗上句便是指月亮上的桂树。传说在杭州灵隐寺和天竺寺，每到秋爽的时刻，常有豆粒似的桂子从天空飘落。下句中“天香”则是指礼佛的香火，与上句对举，天上桂子下落，地上佛香上飘，给灵隐寺佛教圣地抹上一层空灵神圣的色彩。“天香楼是一个什么象征？就是来自月亮里面，芬芳从云层飘向人间”，这种解释不确切。2.“天香”也隐喻为美女，国色天香即从此意来的。3.无论从“天香”的芳香意，还是隐喻美女意都不能证明“可见秦可卿出身非同小可，是高于贾府的。”更何况“天香楼”也不是秦可卿独享的私宅，此例用以证明秦可卿的出身太牵强附会。




刘心武“秦学”的可卿之疑(5)



　　第四，“秦可卿之死”这一事件是推动叙事演进的内趋力。
　　“秦可卿之死”就像一个幽灵盘旋在贾府的上空，不时地给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载”的封建贵族之家投下阴影。死亡气息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构成了《红楼梦》一条重要的意脉。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就已指出曹雪芹展现死亡气息的描写：“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秦可卿之死”就成为了《红楼梦》叙事演进的第一个高峰，借她的死描写出了贾家末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特征，在荣耀奢华的背后，却是行将败亡的腐朽本质。显然，这里的“死”是推动叙事发展的原动力。贾宝玉正是从她身上获得人性生命的体验，更加执着一种精神的追求，痴情于爱情的追求，离他出身的那个阶级和家庭愈来愈远。秦可卿托梦凤姐，凤姐非但没有为那个家族注入一点来钱的活水，反倒加紧了捞钱的步伐，就在为秦可卿出丧的日子，也不放过捞钱的机会，得了三千两银子。所以说，秦可卿这个隐喻式的人物，她的一生实际上是一部贾府的衰败史的象征，时明时暗地隐喻金陵十二钗的故事，隐括了全书叙事脉络的走向。而且每一次高潮都与“死亡”紧密相连，如金钏跳井、贾敬之死、晴雯夭逝、尤二姐丧命、黛玉魂归等等，都出现了死亡推动叙事演进的高潮，一个高潮比一个高潮低落，渐渐地趋向败亡。
　　刘心武先生说：“在秦可卿死后的丧事里面，有一些细节更能够印证我这样的一个判断。比如说，她所用的棺木，用的什么棺木呢？用的是薛蟠家里面存下来的木料，这个木料当时还没有做成棺木，乃是潢海铁网山上出产的一种樯木。这个木料原来是谁订的货呀？是义忠亲王老千岁订的货。义忠亲王这个符码倒还罢了，当然级别很高。但是他又是老千岁，什么叫作千岁？我认为，千岁在这里就是指太子，就是指在皇帝薨逝以后，登基当新皇帝的那个人。”
　　又说：“她的丧事当中还有一些细节。她是宁国府的一个重孙媳妇，贾蓉连爵位都没有，只是一个黉门生，临时捐了一个头衔，这个头衔也很低，叫“龙禁尉”，就是皇宫里面的卫兵……这么一个人死了，何至于惊动皇帝，惊动皇宫呢？书里面写得很怪，忽然就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亲来上祭……如果没有皇帝的批准，他能来吗？……如果要是贾敬死了他来，好像还不太稀奇；贾珍死了，他来也不算太稀奇，贾珍他毕竟有爵位，他是三品威烈将军，是不是啊？可是不是贾珍死了，甚至也不是贾蓉死了，是贾蓉的媳妇死了。在贾府而言，不过是一个重孙媳妇。可是大明宫的掌宫的大太监戴权要亲来上祭，这怎么回事？这如果不是因为秦可卿的出身特别高贵，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怪现象的。”
　　　所谓“棺木”、“大太监戴权要亲来上祭”这都是秦可卿死后的事情，只能与贾府的权势有关，而与秦可卿的出身没有多大联系。相反，却深刻地表现了贾珍不惜一切财力为秦可卿大办丧事，只图虚华好看，正是荣耀豪奢的背后，隐藏内囊尽上，行将衰败的一个典型事件。
　　综上所述，刘心武先生关于秦可卿的出身所列举的六个主要例证，之所以难以令人信服，其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有偏差：
　　一是，尽管他所讲的是在“显文本”与“隐文本”之间的联系中，探佚曹雪芹的构思，但他在整个有关秦可卿的探佚过程中，都离开了《红楼梦》“显文本”的整体叙事结构的艺术构思。因为整体叙事结构是一块基石，一旦离开整体叙事艺术构思，便会导致探佚的“空间”没有边界，任意猜想、附会、想象。他关于秦可卿的“抱养”、“生存”、“出身”几章的分析，都像走入没有《红楼梦》“显文本”制约的茫茫天地。这样一来，他所谓的“隐文本”就是任其猜想、随意附会，导致“显文本”与“隐文本”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二是，改变了《红楼梦》文本对秦可卿形象的基本定位。秦可卿是双重的艺术形象，既往来于仙界，又出入在现实。她本身的性格是模糊的，是简括的，常常以隐喻式的人物表现。因此，人物性格很单薄，她的叙事使命更多的则表现在叙事结构中。刘心武先生探佚的视线不在《红楼梦》文本本身，而在于建构他的“秦可卿故事新编”，可能他认为这才是“曹雪芹的构思”。他的探佚都围绕着这一定势思维打转转，凡能扯上的都纳入他的解释中，像“天香楼”、“棺木”等就是明显的例证。
　　三是，如果我们认为刘心武先生将秦可卿纳入皇族的公主之列，其推测、猜想不尽合理，证据不够可靠，都是探佚、索隐出现的认识上的偏差，那就错了。他探佚的视野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对于秦可卿的抱养、生存、出身的研究，其目的是把秦可卿作为皇族之女，卷进皇权的斗争中，从而揭开的不是《红楼梦》之谜，而是“秦可卿故事新编”的篇章。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继续谈。




刘心武“秦学”的贾珍真相(1)



　　“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刘心武先生为秦可卿的身份证明层层解谜，步步逼近，终于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半部书过后，才抖出“秦学”的新发现。直到这时，我们才对“秦可卿故事新编”的梗概有了初步的了解：“小说里面，曹雪芹的艺术构思是设计了一个贾家，告诉你贾家一些故事。那么在小说的前半部，他就重点给你讲了，一个是秦可卿，一个是贾元春，她们两个的故事。”“贾家的命运，如果把贾家比喻为一只鸟的身子，他们家的命运，就是靠两只翅膀的扇动，来决定家族的提升。一只翅膀，就是秦可卿。贾家藏匿、收养了一个义忠亲王老千岁的骨血，一个女儿，这就是秦可卿。”
　　为了清楚他讲述的全部意思，我们将其主要的观点摘录如下。
　　（一）《红楼梦》里面秦可卿这个艺术形象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一个女儿，废太子的长子弘皙的妹妹。“义忠亲王老千岁的原型，应该就是康熙朝被两立两废的太子。”
　　（二）秦可卿是在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的关键时刻落生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女儿也跟他一起被圈禁起来，就偷运出宫，托曹家照应。而现实生活当中的曹家，当时就收留了这个女儿，把她隐藏起来，一直养大到可以对外说是家里的一个媳妇。”
　　（三）“按曹雪芹原来的计划，他是要写出宁国府贾珍冒死收养皇帝政敌的遗孤秦可卿这一情节的，但这样写太容易酿成文字狱了，不得不按脂砚斋的意见大删大改，甚至还不得不在第八回末尾‘打补丁’，故意把秦可卿的来历写成是从养生堂（孤儿院）里抱出的野种”。
　　（四）秦可卿是作为贾家在康熙、雍正、乾隆朝宫廷斗争中进行政治赌注而进入贾家的。秦可卿之死既不是病亡，也不是淫丧，而是贾府在政治赌博失败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皇长孙”就是废太子的嫡子弘皙，因“弘皙逆案”失败，小说里让张太医以看病为由传递密令使秦可卿自尽。
　　于是才有了悲壮缠绵而又雄奇壮烈的一幕：《秦可卿之死》。
　　这些探佚是怎么得来的？在《秦可卿原型大揭秘》《秦可卿被告发之谜》这几章里，回答了这一问题。因为涉及到了曹家本事与小说人物的原型问题，我们把这一部分放到后面的章节去谈。先来分析探佚这一部分：刘心武先生关于秦可卿之死这段故事是怎样组合的。
　　刘心武先生费了那么多的笔墨，就是为了突出和证明秦可卿的出身。他说：“仔细研究《红楼梦》的文本，我就感觉到，秦可卿这个角色的原型她不但是皇族的成员，而且应该是皇族当中不得意的那一个支脉的成员。”
　　那么这有一个问题，她作为皇族的后裔是怎么来到贾府的呢？刘心武先生说：“我曾著《秦可卿之死》一书……揭开谜底——按曹雪芹原来的计划，他是要写出宁国府贾珍冒死收养皇帝政敌的遗孤秦可卿这一情节的。”可见，贾珍是关键人物。
　　第一，秦可卿这位皇族的后裔来到贾府，是贾珍冒死收养的；
　　第二，皇室夺权斗争失利后，又是通过贾珍引来张太医传递的信息；
　　第三，秦可卿之死，是预料之中的事，贾珍也是知道的。
　　一句话，贾珍是这场长达十几年的政治斗争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我们知道：研究和理解曹雪芹《红楼梦》创作以及构思，只能从文本走向作家的心灵，这是唯一的通道，不能从《红楼梦》文本出发，到外部去寻找，去编织新的构思。这个原则是我们判断刘心武先生关于秦可卿新发现的依据。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把分析的重心放在贾珍的身上，看看《红楼梦》中贾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一、贾珍正是宁国府的败家子，刘心武借助想象探佚曹雪芹的构思
　　《红楼梦》里贾珍是一个次要人物，他所在宁国府也是表现贾府衰败的一条副线，或者说意脉。因而，《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中，直接描写贾珍和宁国府生活的约有十二三回，所花笔墨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从叙事线索、叙事肌理来看，贾家的衰败先在宁国府表现出许多征兆，而后才在荣国府显现，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贵族世家衰败的历史画卷，那么在这张画稿上，宁国府是荣国府的一个小样。可以说是“造衅开端实在宁”、“家事消亡首罪宁”。贾珍正是宁国府的败家子。
　　围绕着秦可卿之死，从第七回“焦大骂主”，贾珍与秦可卿的“爬灰”被焦大当众揭破，就开始铺述贾珍的淫乱给宁国府带来的祸害。贾珍的淫乱还表现在聚众豪赌，恣意取乐，无事生非。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已指出：“如今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脂砚斋在侧批中提醒读者：“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第五十三回黑山村庄头乌进孝来交租，是整个贾府经济衰败的缩影。在写宁国府衰败的同时，也在不经意之处提到了荣府的今不如昔，日渐衰落。贾珍、贾蓉与乌进孝对话中透漏出了荣府这两年赔进了许多，又没添银子的产业。可见，宁荣二府都是在走下坡路。但荣国府的衰败之迹，是在第七十二回贾琏为老太太八十大寿，请求鸳鸯偷拿老太太的金银器去典当，才披露的；而宁国府衰败之迹，则早已显露。




刘心武“秦学”的贾珍真相(2)



　　宁府之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贾珍的淫乱应了第二回冷子兴演说中已提到实质性的原因：“这珍爷那里干正事?只一味高乐不了，把那宁国府竟翻过来了，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无疑，贾珍是祸首。
　　上面是贾珍的形象以及宁国府在《红楼梦》整个叙事结构的深层意蕴。
　　刘心武先生认为：贾珍何罪之有？因为导致贾珍和贾蓉被拘、宁国府被抄的罪责，远不如贾赦、贾政的罪恶深重。贾赦逼勒石呆子谋取古玩、通过贾琏跑动交结平安州外官，贾政隐藏钦犯甄家被抄财物，这些在封建时代都是滔天大罪，必然导致荣国府“家亡人散各奔腾”，因此八十回以后必写到荣国府的“树倒猢狲散”，贾政必被治罪，绝不可能有高鹗笔下的那些“复世职政老沐天恩”的叙事内容。那么《红楼梦》开篇：“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萁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言外之意是没有道理的，“高鹗实在无法写圆”。可见，刘心武先生是把“贾珍何罪之有”作为切入口，直接伸向《红楼梦》叙事结构的设置和安排，特别是对后四十回叙事内容的否定。这与我们前面分析宁国府在《红楼梦》整个叙事结构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对此，也不能简单地从欣赏的角度看待它们的差别。这里牵涉到对后四十回叙事结构如何安排的大问题。刘心武先生认为，如果按照百二十回《红楼梦》文本的设置，宁国府被抄，贾珍父子被拘是不合乎道理的，因为从《红楼梦》文本的描写来看，贾赦、贾政、贾琏他们比贾珍父子罪过更大，理应比贾珍父子受到的惩处更要严重。而现在《红楼梦》的文本描写恰恰相反，因此，他才说出“贾珍何罪”之有？《红楼梦》文本后四十回之所以存在着这些问题，直接的原因是“高鹗实在无法写圆”，因为他没有能吃透和领悟“曹雪芹的构思”。于是自然导入刘心武先生“秦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曹雪芹曾经写过，或打算写的那个构思。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明白刘心武先生没有从《红楼梦》文本中找到任何根据，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也很少谈到贾珍形象，而却能构思所谓秦可卿是皇室的后裔，“贾珍冒死收养皇帝政敌的遗孤”这一情节，关键是凭借想象去探佚“曹雪芹的构思”。于是产生了刘心武先生的主观判断，他说：“我以为第七十五回所明写的荣国府贾政替被罪的甄家藏匿财物一罪，确实还不是整个贾氏家族的‘首罪’，更非‘造衅’的开端，因为宁国府的贾珍，藏匿的不是一般的罪家，也不仅是其财产，而是大活人——秦可卿，这本来也是写得比较明白的……按曹雪芹原来的计划，他是要写出宁国府贾珍冒死收养皇帝政敌的遗孤秦可卿这一情节的，但这样写太容易酿成文字狱了，不得不按脂砚斋的意见大删大改”。
　　像如此重要的情节，刘心武先生只用“我以为”便立论了，正像孙玉明先生所指出的“‘想当然尔’，存在于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立论与求证的诸多环节之中。‘他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学者和小说家还是有一条严格的分界的：揭秘《红楼梦》和百家讲坛让刘心武从一个小说家变为一位做学问的学者，学者与小说家遵循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前者需要虚构、夸张、想象，而后者则需要实事求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刘心武提出的‘学术小说’的口号，对于小说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对于学术是不是有些不严肃了呢？”孙玉明先生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同时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刘心武作为一个著名的小说家，他明知《红楼梦》文本没有这样的根据，那么他为何“想当然尔”呢？是分不清什么是创作和学术的界限，显然不是这么简单。看来我们要搞清这个问题，还应当思考双方对话是否在一个平台上？言语是否在一个范畴内？否则争论来，争论去，往往形成各说各有理，各唱各的调。
　　我从一位从事探佚学研究的学者的文章，受到了启发。梁归智先生说：“探佚学把‘续书’的创造性工作交给每一个认同探佚的读者，实在是探佚学的最佳命运和最具神韵之处。探佚学因此获得了不竭的生命力与永恒的青春。当然不能因此降低对具体探佚时的‘科学性’要求，也就是要注意探佚的限度。但最耐人寻味的是，探佚学激发了每一个认同探佚读者的阅读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他们的文化积累、艺术想象和思辩思考，使《红楼梦》成为一个阅读的‘空筐结构’，从而拓展了阅读的空间，这正是一种极富有能动性创造性的阅读，也从一个方面增加了《红楼梦》的意义和魅力。”
　　说明白些，探佚空间要有创造性，要在《红楼梦》阅读“空筐结构”中拓展。如此说来，探佚是二度创作。探佚学与文学创作趋于合流，已成为当代新索隐派的一个特征。当然刘心武先生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加之小说家创作的优势，一下子就成为新时期新索隐派的的代表人物，推出了“秦学”，推出故事新编中秦可卿、贾珍、贾元春等一系列形象。




*第三部分


　　贾元春形象是刘心武先生揭秘《红楼梦》中的第二号人物，为什么能受到如此重视，因为她在“秦学”中是重要的一个人物，被称为贾府的“两翼”之一。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个人物形象进行辨析。当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把《红楼梦》与“秦学”中不同的贾元春对比来谈，才能清楚地认识到，“秦学”已经背离《红楼梦》的文本。						


刘心武“秦学”的元春辨析(1)



　　贾元春形象是刘心武先生揭秘《红楼梦》中的第二号人物，为什么能受到如此重视，因为她在“秦学”中是重要的一个人物，被称为贾府的“两翼”之一。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个人物形象进行辨析。当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把《红楼梦》与“秦学”中不同的贾元春对比来谈，才能清楚地认识到，“秦学”已经背离《红楼梦》的文本。
　　一、刘心武笔下的贾元春已完全不同于《红楼梦》中贾元春的形象
　　我们首先要看到，刘心武先生对贾元春形象在整个叙事结构中的基本定位，已与《红楼梦》文本大不相同了。在《“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中，他作了明确而简要的说明：“从关于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升的对比性描写及全书的通盘考察中，发现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是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扯动着贾府盛衰荣枯”。依照这个总体的定位，他从《红楼梦》文本中摘出几个细节，作了进一步的探佚。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明白他的解说。
　　1贾元春“原型应该是另一个跟曹雪芹平辈，但年龄大许多的姐姐。……在小说里，就是指贾元春。”
　　2“在第二十九回，袭人告诉宝玉说，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送出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那么贾元春为什么要在五月初一到初三安排去清虚观打醮？我下面说出的这个事情难道又是巧合吗？查阅所有康熙的儿子的生卒年，我就发现，只有一个人生在阴历五月，只有一个人生在阴历的五月初三，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废太子，就是胤礽。胤礽一生很悲苦，两立两废，在废了以后又被囚禁了十多年，眼睁睁看着一个没被立过太子的四阿哥当了皇帝，才咽了气。”
　　3“她对太子府的一些隐秘事情，就会有所耳闻，有所觉察；关于她自己家族藏匿了一个从太子府里面偷渡出去的女婴，她后来也是能够获得这个信息的，……她揭发了那个被藏匿的女子的真实身份，造成了那个女子的死亡，尽管她觉得自己忠于皇家律法是正确的，也没导致自己家族受到处罚，甚至还相当‘风光’地了结了那段‘孽缘’，但她内心里毕竟不安，她就私下里派太监给家里送银子去，让家人给那女婴的父亲打平安醮，以免冤家来跟她纠缠。”
　　4“那么贾元春跟着皇帝，就过了一段很美好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正像秦可卿可怕的预言一样，‘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在乾隆元年、二年、三年，这三个美好的春天过去之后，在第四春的时候，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实中的曹家，这次是遭到了灭顶之灾，彻底毁灭。小说当中的贾家，最后也是彻底毁灭。”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刘心武先生对贾元春形象的基本定位，是同他“秦可卿故事新编”的整体艺术构思一致的，紧紧地将她纳入太子府与当今皇室的政权斗争之中，从表象看似乎与《红楼梦》中的贾元春形象相近，实质上她已完全不同《红楼梦》中贾元春的形象。因此，我们还得看一看《红楼梦》文本中贾元春的形象，才能找到判断问题的坐标。
　　二、曹雪芹关于贾元春的判词和《恨无常》曲，对角色有非常明确的预言
　　刘心武先生说：“在红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说法，认为《红楼梦》有四个不解之谜，这四个不解之谜是：贾元春判词之谜、贾元春《恨无常》曲之谜……四个不解之谜里，四个死结里，两个都与贾元春有关。可见《红楼梦》第五回里关于贾元春的判词和《恨无常》曲，是难啃的硬骨头。可是，这两个谜非破解不可，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对贾元春这个人物的理解，也关系到我们对整部书的理解。”
　　关于贾元春判词的解释，刘心武先生是从他“秦学”的整体思维出发的。他说：“如果贾元春的原型，果然是先在胤礽、弘皙身边，后到弘历身边，最后有幸成为弘历身边一个受宠的女子，那么小说为什么最后要写三个春天过去以后，在第四个春天她就悲惨地死去了呢？在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原型事件呢？现实当中这个女子，想必也是在乾隆四年的时候，悲惨地死去了。其实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中，关于贾元春的判词和《恨无常》曲里面，就对这个角色的命运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勾勒，有了非常明确的预言。但是红学界从来都对第五回里面关于贾元春的判词和《恨无常》曲有争议。”于是他解释说：
　　1“在多数的版本上都叫做“二十年来辨是非”，实际上在古本《红楼梦》里面，不完全是这样的写法，起码有两个古本里面，它写的是“二十年来辨是谁”，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很可能这样的古本里边的这个句子，更接近于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她二十年来，一直在判断有一个人究竟是谁，这个人绝不是皇帝，皇帝是谁还用她去判断吗？她所判断的，就是小说里面的秦可卿。”
　　2“她的原型给乾隆怀了孩子，孩子却并没有能顺利地落生。所以‘榴花开处照宫闱’，那个石榴树开着花，石榴树开花就意味着要结石榴果，但是结出来没有呢？它不是“石榴结处照宫闱”，它仅仅是“榴花”，并没有完全结成石榴。这一句就点出来，贾元春她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
　　3“如果你把‘三春’理解成三个春天，也就是说把‘三春’理解为三个美好的年头的话，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一年固然有四季，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三年都过得不好，我们就可以说这三年是‘三冬’，因为冬天一般就让人觉得比较寒冷。‘三春’则应该是指美好的年头一共有三个。”




刘心武“秦学”的元春辨析(2)



　　4“关于贾元春判词的第四句‘虎相逢大梦归’。……后来的通行本写的都是‘虎兔相逢大梦归’，这是《红楼梦》研究当中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我认为，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应该是‘虎相逢大梦归’。……在虎兔相逢，两兽恶斗当中，贾元春如何了结呢？‘大梦归’。这个你应该能理解，就是意味着她死掉了，人生如梦，魂归离恨天，就是死掉了。”
　　本章开篇为什么首先提出“刘心武先生对贾元春形象的基本定位”的问题呢？把他所阐述的贾元春形象，与《红楼梦》文本中的贾元春形象一对照，便会发现两者截然不同。原因便是“定位”的差异。二者形象内涵及其在叙事结构中作用的差异，构成了一个《红楼梦》的贾元春，一个“秦学”的贾元春。只不过刘心武先生把“秦学”的贾元春视为曹雪芹原来构思中的贾元春罢了，当然和《红楼梦》文本不同。既然“定位”这样的前提都不同，那么在具体的问题上再争论，也是各执一词。因此，我们必须回到《红楼梦》文本中，从贾元春形象谈起，否则就没有对话的平台。下面结合贾元春的形象，分析她的判词。
　　《红楼梦》文本中贾元春是一个过场人物，她的形象本身的性格内涵是一个层面；她这一形象在《红楼梦》整个叙事结构中的作用又是一个层面。先说贾元春本身的性格内涵。
　　《红楼梦》刻画贾元春性格的笔墨并不多，她的性格虽不丰满，但性格组合的对立因素却很鲜明，她性格的一极是女性的感情和欲望，是人性的一面；另一极是礼教意识对人性制约和压抑的一面，既有封建社会集体无意识对女性的自我约束，又有皇宫禁闭下女性灵与肉双重自由的丧失。这性格两极的统一，外在表现是元妃“母仪天下”的端庄，内在的却是她情感和欲望被禁锢的痛苦和无奈。因而她三次亮相都是在倾诉对亲情的渴望。
　　省亲时：“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
　　生病中：“父女兄弟，反不如小家得以常常亲近！”
　　逝世前：“只有悲泣之状，却没有眼泪。”
　　元春在瞬间表达的情感，是她长期压抑下的情感流露。省亲短暂的时间，刻画她悲伤至泣，用“垂泪”、“呜咽”、“忍悲强笑”、“哽咽”、“哭泣”、“泪如雨下”、“满眼又滴下泪来”等不同的字样。试想一个青春女子在深宫禁闭，受到多少灵与肉的折磨和摧残。她由宫女，进到女尚书，再晋升为贵妃。这人生的三部曲，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她的全部思维都被禁锢到皇上之所“是”为是，皇上之所“非”为非。她的思维、情感和欲望都被冻结了。她度过漫长寂寞而孤苦的生活，打发日渐凄凉而悲哀的日子。元春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生活中，“二十年来辨是非”。当她理解了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已是“芳魂消耗”。
　　元春的青春，无论是从生理年龄上讲，还是她贵为皇妃的地位来说，都处在最红火的时段，榴花似火红，“榴花开处照宫闱”，正是指她人生的这个阶段。古人常将“榴花”喻美人，“绿鬓愁中减，红颜啼里灭”。她的人生之旅却从此由盛而衰。如果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比作“初春”，那么暮春就已接近“开到荼花事了”。
　　“三春怎及初春景”，三春何意？《红楼梦》多次使用“三春”一词：
　　勘破三春景不长（惜春判词）
　　将那三春看破（虚花悟）
　　三春去后诸芳尽（秦可卿语）
　　软衬三春草（蘅芷清芬）
　　三春事业付东风（咏柳絮）
　　“三春”一般指孟春、仲春、季春。季春也称暮春，如岑参《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诗：“六月花新吐，三春叶已长”。清·姚鼐《已未春出都留别同馆诸君》：“三春红药薰衣上，两度槐黄落砚前。”“三春”即“暮春”，比喻元春到了人老花黄的地步，生活更加凄苦，荣华富贵的生活填补不了她精神上的孤独和空虚。“三春怎及初春景”，她饱蘸着血泪发出了无奈的感叹。一道宫墙，两个世界。与父母同居一城，犹如“山高路远”。
　　判词是以谶诗的形式出现的，存在许多未定性的空白点，需要我们解读时，调动自己的知识底蕴、生活体验和认识能力，穿透表面的字句，把握文本的含义。所以，至今有多种解释，但不管什么解释都应以《红楼梦》中的贾元春形象为本，不能任意解读，应遵循文本提供的审美范畴，不能超越文本“召唤结构”的界限。
　　贾元春这一形象在《红楼梦》整体叙事结构中的作用，大致可以从显结构和隐结构两个方面审视。
　　显结构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小说情节含蓄地披露了贾府对皇室既依赖又恐惧的微妙心理。“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皇上一召见贾政，贾府上下都很慌张。“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府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报道：‘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特来降旨。’吓得贾赦、贾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香案，启中门跪接。早见都太监夏秉忠乘马而至，又有许多跟从的内监。”来人宣贾政上朝陛见。




刘心武“秦学”的元春辨析(3)



　　这种现象说明：皇家内部争权夺利，酿成的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有时会把这些贵族官僚抬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有时也会把他们推进统治集团“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斗争漩涡，造成他们政治地位巨大的落差，“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埋下“家亡人散各奔腾”的祸根。
　　另一个层面是，元妃省亲今日之盛，必然走向明日之衰。元春归省的那天夜晚，大观园里张灯结彩，香烟缭绕，树上装饰着用绸绫纸绢做成的花，水上漂浮着用螺蚌羽毛做成的灯。“真是玻璃世界，珠玉乾坤”。第五十三回贾珍、贾蓉和乌进孝对话，披露荣国府为“元妃省亲”挥霍无度，造成内囊空虚。贾珍道:“……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乌进孝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的!”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他这话可笑不可笑?”
　　贾珍笑道:“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贾蓉又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
　　隐结构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贾元春是一个过场人物，除了在《红楼梦》显结构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外，还在隐结构层面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宫中传来她的“旨意”，顷刻就在贾府出现不同凡响。在《红楼梦》叙事结构中开拓了一个新的叙事空间，推进了《红楼梦》故事的演进，犹如一颗关键的棋子，关乎大局。大观园是与贾府相对的典型环境，是展示钟鸣鼎食文化的重要窗口，是金陵十二钗活跃的自由天地。如果说《红楼梦》有两个世界的话，那么大观园便是其中一个世界。
　　大观园为宝玉和贾府的小姐们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天地，这里与等级森严，时时处处充斥着繁文缛节和令人窒息的封建礼教的贾府不同，迸发出人性的光辉，弥漫着平等的意识，展现出女性的才气，透发了奴仆的心声。正因为这样，宝黛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得到一个宽松的环境；小姐们吟诗作赋找到一个美好的园林。在这里，贾母等贵族主人享乐，一举一动显示了诗书之家的气派，钟鸣鼎食的景象，豪华富丽的场面；一步一景，再现了翠嶂清流、奇花佳木、亭台楼阁、拱桥曲栏。第四十回至四十一回借着刘姥姥的眼睛透视了中国古典园林大观园。一部大书一半的画卷都是在这里构图、着色和描绘的。
　　另一个层面：宝黛爱情是《红楼梦》叙事的一条重要意脉，宝玉的婚事，隐隐受到元妃的遥控，第二十八回端午节元妃赏物，独宝玉、宝钗的一个样，透露出微妙的信息；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就把宝玉的婚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昔日凤姐对黛玉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真成玩笑了。一连串不遂心的事，惹得黛玉与宝玉又争吵一场。第八十回贾母等人筹划，元妃懿旨提亲，“只有宝丫头最妥”，遂成定论，导致黛玉绝粒自戕，焚稿断情。




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写的是什么(1)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十四讲、第十五讲专门讲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把《红楼梦》第十八回——八十回的历史时间“坐实”为“写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这种提法的本身就不符合文学的规律，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它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只能涵盖某个历史阶段，处于“似”与“不似”之间，不能“坐实”到具体的某一年。更何况“坐实”的这部分，囊括了《红楼梦》文本的主体。这个问题是解读和评价《红楼梦》的重大问题。假如我们不辨析清楚，那么连《红楼梦》基本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倒退一步，按照刘心武先生的说法，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第十八回——八十回的叙事内容是否“写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刘心武先生说：
　　《红楼梦》的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整个儿是写的清朝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朝的故事，其中，第十八回后半部到第八十回都是乾隆时期的事。这一点特别清楚，有八个字可以形容它清楚到什么程度，一个叫作“粲若列眉”，“粲”就是非常地清晰，甚至发亮，好像两弯浓眉毛似的，非常清楚；另一个叫作“若合符契”。古代皇帝把将军派出去打仗，怎么下命令啊？临别时候，就拿一个“符契”，它是用金属或者玉石什么的做成，剖成两瓣，它有它的形状、图案，而且上面还有字，我留一半，你拿一半，到时候我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命令，我就让我派的使臣，骑着驿马跑到你那儿，说皇帝传旨了。你说的有什么凭信？啪，拿出来一对，严丝合缝，这叫“若合符契”。所以实际上从第十八回后半部，到第八十回，写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是很清楚的。
　　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三层意思：（一）“《红楼梦》的第十八回的后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写的都是一年里面的事情。……就是乾隆元年。”（二）“第五十四到第六十九回这十六回，我又可以断定，它是写乾隆二年的事情。”（三）“那么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写的就是乾隆三年的事情。”这三个部分的内容，我们分三章来辨析。
　　一、文学作品中写实与虚构，都是为了烘托环境和刻画人物，而不能以此证实具体的历史年代
　　“《红楼梦》的第十八回的后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写的都是一年里面的事情。……就是乾隆元年。”刘心武先生提出的证据有两点：
　　证据之一：“现在我就告诉你，这种曲柄的黄金伞，只有乾隆朝的时候才开始有，在康熙和雍正朝时候，当时在所规定的銮舆卤簿、仪仗里面的伞，都是直柄的，曲柄伞是乾隆朝才开始有的一种创制。”
　　这是《红楼梦》第十八回描述元妃省亲的仪仗队中的一句话：“一对对龙旌凤翣，雉羽夔头，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
　　证据之二：“你现在读十八回到五十三回，读这一年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回，就是其中第二十七回，很明确地提出一个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作者就很明确告诉你，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种节。……那么你去查《万年历》，乾隆元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这不是巧合。再加上有的红学家，比如像周汝昌先生他就考证出来，实际上四月二十六日就是曹雪芹的生日！”
　　《红楼梦》里引用了一句诗，叫“开到荼縻花事了”——据说，荼縻这种花是开得最晚的，因此也谢得最晚，等它谢了，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花开了，……黛玉葬花。黛玉为什么要在那一天葬花啊？因为那一天，是一个跟花神告别的日子，她要通过葬花，这样一种礼仪形式，来表达自己对花的一种珍惜，对花神辛苦了一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美丽的花朵开放的情景，表示感谢。……第二十七回准确地点明芒种节日期，大写饯花神，更证明了第一回到第五十三回，应该就是写乾隆元年的事情。”
　　刘心武先生从《红楼梦》》大量的名物中摘引出的这两点，一点是反映了当时的典章制度；一点是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风俗。《红楼梦》名物反映历史背景、典章制度、社会风俗等文化内涵，基本上分为两大类：
　　一类的标识可以考证出年代、地址、品格。如在小说中写了富有代表性的诸多瓷器珍品。全书前八十回在13个章回中有40多处，写了100余件陶器、瓷器。其中最集中的是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至第五十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红楼梦》的瓷器是从宋瓷写起的。北宋是瓷业繁荣的时期，从浙江、福建到河南、陕西各地，官开民办瓷窑，灿若繁星，工艺完美，名窑甚多，不少珍品，流传于世。至明清瓷业技艺更上一层，造型、施釉、彩绘诸方面，推陈出新，精美绝伦。第三回黛玉去荣禧堂拜见王夫人，见其几案上摆着汝窑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卉。汝窑建于北宋河南临汝县(古称汝州)。釉色有天青和蛋白，以玛瑙细琐入釉烧成，莹润犹如堆脂。传世之品，极为珍贵。第二十七回写到凤姐家中的汝窑盘子。第四十回贾母率众人游览大观园时，园中各处多次写到名窑精品瓷器。探春居处的一个斗大的汝窑花囊和一个大观窑的大盘。汝窑精品已出现多次，大观窑是第一次点到。这是宋徽宗大观年间建的。宋代周辉《清波杂志》曰:“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比之定州红瓷尤鲜明。”宝钗的蘅芜苑的房间，“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所陈设的瓷器竟是一个土定瓶。土定瓶是定窑产品。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建于河北定州(今曲阳)，以白色瓷器为代表作。在栊翠庵小憩吃茶，为贾母奉茶用的“成窑五彩小盖盅”，是稀世瓷宝。成窑建于明成化年间，其制品色彩丰沛，绘画意趣盎然，花卉、草虫、人物均栩栩如生，极富生活气息。在明代已享有极高声誉。妙玉招待众人吃茶的则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宋、明皆有官窑。官窑亦为名窑。第四十四回写怡红院的一个“宣磁盒”。宣窑亦为明代名窑，建于宣德年间。釉上红彩和釉底青花相结合，是瓷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正是这种新工艺，为明清“斗彩”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面这些稀世瓷器珍品，从宋到明都有，显示了中华文化在贾府的积淀，显示了百年望族贾府诗礼簪缨、钟鸣鼎食的气象，显示了黛玉、宝钗、探春、妙玉不凡的气质和文化修养。




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写的是什么(2)



　　另一类是无法具体的考证年代、产址和特征，只能作为中国文化的表征贯穿到人物和叙事之中。如第十二回道士送给贾瑞一个“风月宝鉴”说：“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以镜治病，看似荒诞，其实不然。《本草纲目》“金石部”记载：“古镜气味辛无毒，主治惊痫、邪气、小儿诸恶，煮汁和诸药煮服……”秦可卿卧室里的“红娘抱过的鸳枕”，红娘是《西厢记》中的人物，本身就是虚构的。再如“‘状元及第’小金锞子”、“紫金‘笔锭如意’锞”、“‘吉祥有鱼’银锞”等，都是带有吉祥的象征，恐怕历代都存在，很难标识具体的年代。
　　从上面所述，我们可知，文学作品中的名物，无论是写实，生活真实直接写进作品中去；还是虚构，都是为了烘托环境和刻画人物的需要，都不能以此据实，来证明文学作品的历史年代。你能说《红楼梦》的瓷器标识是宋代或明代，便以此推论《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是宋代或明代吗？更何况刘心武先生提取一两个名物，便断定《红楼梦》第十八回的后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将近全书的四分之一内容的历史年代，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一旦这三十八回的历史年代确定了，那么整部书的历史年代也随之而明确了，因此说这一点关乎全书。“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它叙事的每一点都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中蕴含着特殊意味的一点，它所蕴含的意味、意义或哲学，都最终在结构的完整性中获得说明。”
　　二、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捕捉不到文本叙事的整体印象
　　上《红楼梦》文本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的叙事内容涉及36个章回，是《红楼梦》叙事演进的重要时期。不了解《红楼梦》文本内容，怎么去辨析呢？刘心武先生提出这一部分的历史年代是“乾隆元年”，正确与否，惟一的判断标准就是回到《红楼梦》文本上来，别无他途，否则就没有了一个客观标准，这是分析问题的大前提。
　　第一，刘心武先生处处举出《红楼梦》的人物或细节来讲评，他并没有离开文本。连刘心武先生自己也这样说：“跟我讨论的这位红迷朋友，他对《红楼梦》就有个思维定势，他满脑子除了调包计、黛玉焚稿、宝玉哭灵啊，他没别的，你说别的，他就不耐烦，甚至责问：你讲这些，算是讲《红楼梦》吗？我反过来问他，我提到的这些文字，都是曹雪芹写在书里的呀，难道曹雪芹不该写下这些吗？分析这些文字，怎么会不是讲《红楼梦》呢？当然，一本书各人有各人的读法，谁也勉强不了谁，他就那么看待《红楼梦》，对此我也很尊重；但是我也希望他尊重我，尊重我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我在这些讲座里经常举出一些以往人们很少注意到，甚至红学界也很少涉及到的《红楼梦》里面的一些所谓过场戏，一些没有在各回回目中概括到的内容，但这毕竟是《红楼梦》的正式文本啊。不是总有人说，研究《红楼梦》不要脱离它的文本吗？我很细致地来分析它里面的文字，正是紧扣文本啊，强调“文本”的人士，为什么要‘叶公好龙’呢？”。问题的要害在哪里？刘心武先生举出例证，都是从《红楼梦》文本中摘取的碎片，穿凿深纳，孤立分析，而不是像我们上面的解读，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从它生命的肌理剖析，看到的都是鲜活的组织，都是贯通全身的血脉。
　　我们知道，《红楼梦》文本作为有魅力的生命形式，是由审美信息和生命气韵两大要素组成的。我们上面解读，给人的印象是：《红楼梦》像黄河之水，奔腾不息。胸中没有浩荡的黄河之水，眼里只看到飞起的泡沫，溅起的水珠，就咬定说它是什么，甚至由此想像到它应该是什么。看起来似乎没有离开文本，实际上，它是碎片，是离开生命主体的零件，已经不具有审美信息和生命气韵。因此，通读《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不能给人一个《红楼梦》文本叙事的整体印象，连一个阶段、一个人物的整体印象都难以捕捉。甚至可以说他讲的内容和《红楼梦》文本整体叙事结构、叙事意脉、叙事肌理都离得太远。从我们对《红楼梦》文本这一部分的分析，哪里能看出“乾隆元年”一丝一毫的气息？
　　第二，刘心武先生提到他的研究是红学界很少涉及的问题，“我很细致地分析它里面的文字，正是紧扣文本”。这一点确实如此，像贾珍虽然不能说是小人物，但红学界几乎没有人专篇来谈论他，更何况“贾珍尤氏的夫妻生活”。像给秦可卿看病的张太医，露过几面的北静王，都是不为人们所看重的，刘心武先生却在考证中大作文章。研究未曾触摸的领地，是学术研究的追求，但对文学形象的解析都应遵守一个“整体性”的原则。所谓“整体性”，具体地说，就是不能离开一部作品整体架框所给你提供的历史时空，不能离开一个性格人物既定的特征和内涵，不能离开对人物所生活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概括。否则就不是解读《红楼梦》，而是在戏说《红楼梦》。把《红楼梦》文本当作素材，有用的取之，没用的弃置，这与“很少涉及到的《红楼梦》里面的一些所谓过场戏，一些没有在各回回目中概括到的内容”不是一回事。我曾在新疆参观过“楼兰美女”的干尸，和考古学家复原的塑像，当时感到很震撼。“楼兰美女”的干尸历经千百年的岁月，虽然干瘪，黑黄得令人作呕，但考古学家依据她的骨骼的基本特征，复原了一位带有北方民族大气而俊秀的美女，那双大眼睛，那挺拔的鼻子，那富有青春气息的皮肤，使我们感到了她的生命，感到了热血在她青春的躯体内的涌动。这个例证说明问题不在有人研究没人研究。“楼兰美女”千年没人碰过她，今天考古学家根据她的骨骼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复原。这种复原不是任意的、想象的，并不像美术家画一幅美女图，那是根据他脑中积累的美女的素材创作的，没有固定的根据，兴致所致，挥洒而为。而“楼兰美女”的复原，是依据人的整体骨胳提供的既定特征。所以问题不在“紧扣文本”，而在于怎样紧扣文本。




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写的是什么(3)



　　第三，从我们的思考来说，根本找不到“乾隆元年”的任何历史信息，那么刘心武先生为什么这么反复强调这一历史年代呢？他说第十八回至第五十三回叙事文本是“乾隆元年”，他分析贾元春死在“乾隆四年”，他从小说追溯到故事原型，乾隆年间曹家中兴。我们在《红楼梦》文本中找不到答案，却能从他构思的“秦学”中找到答案。如此强调乾隆年间，都是围绕着“秦可卿故事新编”的框架在作文章。
　　“秦学”的框架是什么呢？
　　刘心武先生说：“贾元春悲惨地死去，那么她死在谁的手里呢？因为八十回后文字我们看不到了，不好做非常具体细致的猜测，但是大体而言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贾元春之死应该是在贾家彻底败落之前。那不应该是八十回以后最后几回的故事，应该是在写到整个贾家家族大败落之前发生的事，她作为一个前奏，她的死亡应该是在那样一个节点上。前几讲里我分析了，到第八十回，故事的真实的时代背景，已经写到乾隆三年了，写到那一年的深秋了，宝玉吟出了‘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的句子；八十回后，应该很快就写到乾隆四年的事情。乾隆四年春天，发生了所谓‘弘皙逆案’。现实生活中的曹家，也正是因为被牵连进了弘皙逆案，而遭到毁灭性打击。曹家在雍正朝遭打击的情况，还可以查到一些档案，乾隆朝的这次彻底殒灭，却几乎找不到任何正式档案了。但是我们可以估计出来，贾元春原型的死亡，应该就是在乾隆四年的这个刺杀事件当中，乾隆皇帝没有被刺而死，并且最后平定了叛逆，但是贾元春的原型却没能幸免于难。”
　　可见，他是根据“秦学”的思维框架去《红楼梦》文本中找具体的例证，印记他的研究。因为在他的视野里，“秦学”就是《红楼梦》的分支，就是曹雪芹“原来的构思”，就是他探佚的那个《红楼梦》。按照这个逻辑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找到答案了。




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写了哪年的事(1)



　　我们上面用很大的气力扫描了《红楼梦》的第十八回的后半回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文本的内容，就是将目光投入《红楼梦》文本的肌体，解读文本所显示的形象和意蕴。《红楼梦》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基本是沿着三条意脉演进的：贾府在钟鸣鼎食的生活中渐渐露出“内囊尽上”的衰败之兆。生活在贾府这一特定环境下的宝玉，思想性格成熟了。他从爱情的选择中，与情趣、意识相投合的黛玉走到了一起，共同追求自由的婚姻。王熙凤的性格伴随着贾府的衰败而变化，贾府的豪华时期给她带来霸气和风光，贾府的衰败也给她带来忧思和无奈。她既是贾府的管家人，又是贾府孳生的蛀虫，蛀蚀着风雨飘摇中的百年大厦。这是从文本中得到的基本内涵，体验到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倾注的生命意识和情感激流，以及给我们带来的感情冲击和心灵震颤。目的就是看看刘心武先生说的和《红楼梦》文本是否一样？这一章依旧循着这一生命流程去探讨。
　　一、《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不是“乾隆二年的事情”
　　刘心武先生说：
　　第五十四到第六十九回这十六回，我又可以断定，它是写乾隆二年的事情。
　　根据呢？
　　“上一回所表的那一位老太妃薨逝了。……这样一个背景人物，其实也是有原型的。恰恰在乾隆二年年初，宫里面就死了一位康熙身边的女子。”
　　“《红楼梦》的第五十四回到第六十九回，应该就是讲的乾隆二年的故事。在乾隆二年，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康熙的妃嫔，或者宫里面跟康熙有关系的、有名有姓的女子薨逝，就只有这么一个，实际生活当中是熙嫔，小说里面叫作老太妃的薨逝。而乾隆为了团结皇族，表达他对祖父的尊重，为了向官员百姓表现他如何提倡孝道，当然，更是为了显示他继承祖业的合法性，就为这位熙嫔大办丧事。这成为那一年里开初的一桩大事，书里写贾母等去参与祭奠，也写在年初，完全合榫。所以，你看书里虽然石头自己说，我写的这个年代无考，但是脂砚斋就说了，大有考证。我就根据脂砚斋的指点，考证了一番。”
　　值得注意的是刘心武先生举出的这个证据，与上一章的证据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上一章的证据是从《红楼梦》文本中寻找出来的，而这一章的证据是文本的原型。假如我们把《红楼梦》文本和解读的人看作是两极——文本是一极，解读的人是一极的话，那么，文本的原型应该又是另外的一极。它与解读的人并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从原型：“康熙的嫔妃”→文本：“老太妃薨逝”→解读：“乾隆二年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着重点一下呢？因为不仅仅是一个例证，而是他经常在讲述中从原型到文本，再到揭秘，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逻辑思维方式。
　　二、刘心武先生的观点与《红楼梦》文本完全背离
　　把《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到第六十九回叙事内容说成是“乾隆二年的事情”，毫不搭界。那么刘心武先生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结论呢？我们还是回到他列举的证据上来分析。
　　原型研究最早出现在语言学范畴，以后被借鉴和引用到了文学研究上。刘心武先生说：“我把研究的触角推进到……以及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从中采用了哪些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细节原型作为艺术虚构的资源”。他这句话“原型作为艺术虚构的资源”，说得很好，原型既然作为资源，那么它与艺术虚构之间只能有相似性，有的是总体上相似，有的是细节上相似，好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总有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如体形、相貌、眼睛、肤色、步姿、性情等等，但绝不是一模一样。对这种具有某种相似性的原型研究，使我们可以探讨作家的创作过程和创作动机，并提升到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探讨。我们知道，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有过大量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和原型细节，就红学目前考证的成果足以证明这一点。那么如何认识原型与贾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
　　原型与虚构的意象之间的相似性，有多种多样的情形，简单地说，一类是以某个原型为模特进行虚构，原型与虚构是基本相似；另一类是“杂取种种”，从多个原型身上汲取，而后虚构成一个整体形象。这样的话，原型与意象之间，只有某一点或某一部分相似。好像“家族相似性”，血缘关系越远，相似点越少；血缘关系越近，相似点越多。刘心武先生所举的例证属于“杂取种种”，充其量不过是历史素材。在第五十八回只有几句话：“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它在小说文本中产生的作用：
　　一是封建礼制氛围的描绘，是《红楼梦》反映的时代的文化氛围的组成部分。因为一部作品文化氛围的描写是整体性的，社会性的，它的每一笔都和整体的、社会的文化氛围息息相连，越是史诗式的文学巨著，越能显示它每一笔描写所反映的信息，都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氛。封建时代守丧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封建等级制的一个缩影：“按爵守制”，老太妃死了是国孝，不同于贾敬之死是家孝，只涉及宗法血亲等级，不涉及政治官僚等级。




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写了哪年的事(2)



　　二是与第五十八回到第六十三回的叙事特征相吻合。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王熙凤等女主人也都到宫中守丧去了，再加上祭陵，约摸有一个月时间，给大观园带来了宽松的环境，是大观园不平凡的春天，写了大观园的几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探春理家，进行了小小的改革，给贾府的“大锅饭”体制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尽管理家失败了，但犹如一块石头投进了死寂的一潭水，产生了一连串的反应；
　　赵姨娘生事。把她多年以来的嫉恨又爆发出来，是她在制造“魇魔法”之后的又一次赤裸裸表演；
　　司棋闹厨，暴露了贾府家政开支的窘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贾府日趋衰败的趋势已不可挽回；
　　以芳官为首的小丫头大闹，直接表达了她们的情绪、意愿和要求，用王夫人的话说是“连伙聚党”的造反；
　　宝玉、李纨和小姐与丫环集体过了一次具有平等民主意识的生日，表达了对平等民主的追求，也为“抄检大观园”和王夫人清理怡红院埋下了伏笔。
　　三是为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逼死尤二姐提供了封建礼法的理据，揭露了贾珍、贾琏、贾蓉之流的守丧乱法。历代历朝对守丧未终、居丧作乐、嫁娶、生子、从仕等都有明文处罚条例。可见王熙凤手中这张王牌对贾珍之流具有很大的威慑力。
　　以上是对刘心武先生提出的《红楼梦》文本中这一证据叙事效应的简括说明。和他所举的例证既没有整体的对应关系，也没有内在的联系。他所说的和《红楼梦》中老太妃的死相对应的，是康熙的嫔妃陈氏在乾隆二年死了。刘心武先生说：“那么这个陈氏，虽然没有找到什么过硬的档案资料，证明她确实是曹寅向康熙推荐的，但是我的推测也并不离谱。为什么？就是因为后来发现，曹家和陈氏所生的一个康熙的皇子来往甚密，这就是我在前几讲里提到的允禧，就是康熙的第二十一阿哥。允禧还留下了他亲自题写的一个匾，我在前面也给你讲过，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匾挂在哪儿呢？恭王府里面。当然，这个恭亲王指的是咸丰皇帝的兄弟，晚清的那个王爷，这处地方在康、雍、乾时期由谁居住，还需要查找资料，也许，允禧一度住过？允禧题的那个匾上，写了哪四个字呢？‘天香庭院’。你不觉得惊心动魄吗？在这些字眼上，难道一律都是巧合吗？天下有这么多巧的事情吗？怎么就巧来巧去，全巧一块儿了呢？这就说明，《红楼梦》的生活真实，和它的艺术真实当中，都有很多证据证明，现实中的曹家，和乾隆二年死去的这个老太妃关系密切。因此在小说里面，就写成了这个样子，就是这个老太妃薨逝以后，她的后代，对小说里面的贾家会如此尊重。”③
　　仔细对照一下，除却“老太妃薨了”几个字而外，再也找不到什么相似点了，像这样的原型与《红楼梦》文本的意象的距离也太大了，而刘心武先生的结论却又很确凿：“通过这些分析，你也许能够大体同意我的推断，就是说，《红楼梦》的第五十四回到第六十九回，应该就是讲的乾隆二年的故事。在乾隆二年，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康熙的妃嫔，或者宫里面跟康熙有关系的、有名有姓的女子薨逝，就只有这么一个，实际生活当中是熙嫔，小说里面叫做老太妃的薨逝。而乾隆为了团结皇族，表达他对祖父的尊重，为了向官员百姓表现他如何提倡孝道，当然，更是为了显示他继承祖业的合法性，就为这位熙嫔大办丧事。这成为那一年里开初的一桩大事，书里写贾母等去参与祭奠，也写在年初，完全合榫。”
　　原型与小说意象距离越大，相似点越少，只不过是一些历史素材，而刘心武先生为什么还会得出那么肯定的答案呢？这不能不从他的研究方法找问题了，我引证许建平先生的一段话：“我们可以允许新索隐派的自由存在，但必须看到此种研究方法没有多大的学术前途。其所以没有前途是由于这一派企图把作家想象虚构的大量故事情节和潜意识活动历史化、具体化，将《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权贵人物、政治事件一一对号，似乎《红楼梦》完全是一部神秘而真实的政治谜语大全，一部处处藏伏着微言大义的史书。况且又无史料相佐，单凭历史与小说情节的某些相似之处便下的比附判语，于是文学研究便沦为了主观性的猜谜。比附式的猜谜和猜谜性的比附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才使刘心武先生将康熙的一位妃嫔在乾隆二年死去，与《红楼梦》一句“老太妃薨了”，拉上了似是而非的联系，得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结论。




第七十回至八十回是“乾隆三年”吗？(1)



　　我们已经分析了刘心武先生提出的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写的是乾隆元年的事情；第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是乾隆二年的事情；现在我们接着分析第七十四回到第八十四回写的是乾隆三年的事情。
　　一、刘心武关于“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写的就是乾隆三年的事”缺乏理据
　　刘心武先生在认定《红楼梦》文本第十八——八十四回写的是乾隆年间的事情的总观点下，又分别划定了乾隆元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年的具体章回。他说：
　　“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写的就是乾隆三年的事情。”
　　理据有三：
　　1“曹家当时有两大靠山，一个叫做傅鼐。”“傅鼐的仕途，细说起来很复杂，概而言之，就是在康熙朝的时候，很不错；在雍正朝的时候，一开始遭到打击，因为你知道雍正，凡是他父亲喜欢的官员，他都不喜欢，但是傅鼐这个人，在做官上有一套权术，他尽量让雍正皇帝感觉到，他是无害的，所以到了雍正晚年，政局比较稳定以后，雍正又起用了一些过去他冷淡过、甚至打击过的官员，其中包括傅鼐，雍正把他提升了。
　　到了乾隆朝，乾隆元年的时候，傅鼐得到重用，就做到尚书一级了，他当了兵部尚书，还兼刑部尚书，那可是非常大的官啊。但是，到了乾隆三年的时候，傅鼐出事了，得罪乾隆了，乾隆就整治傅鼐，不但罢了他的官，还让他入狱了。入狱以后，他在监狱里面就真的病了，病得不行了，皇帝又发慈悲，让他回家，用今天话说，叫“保外就医”，他就死在家里面了。”
　　2“那么还有一门亲戚，离曹雪芹就更近一点，就是曹雪芹他的祖父曹寅的女儿，嫁得比他祖姑更好。嫁给了谁呢？嫁给了平郡王，成了平郡王的正室，也就是成了平郡王妃。……曹雪芹这位姑妈生的这个世子是谁呢？就是福彭。”“福彭是乾隆的发小，乾隆当皇帝以前，当然不叫乾隆了，那时还没有这个年号，乾隆原来叫弘历，弘历小的时候读书，谁是陪读？福彭。他为什么是陪读呢？因为他是王爷家的孩子嘛，世子陪皇帝的孩子，陪阿哥读书，这很正常。两人关系非常好，乾隆那个时候就爱写诗，乾隆的诗集自己刻印，谁写序啊？福彭写序。所以乾隆当了皇帝以后，你估计福彭会怎么样啊？当然官运亨通。福彭最后当的官就比尚书还高，等于内廷一个总理事务的职位，核心政治集团里面的成员，得到非同小可的重用。
　　但是再好的关系，因为它是一个权利关系，利益关系，也会出现裂痕。到了乾隆三年的时候，福彭跟乾隆之间就失和了，福彭就被人参了，乾隆就拉下脸，不论什么发小不发小了，就要有关机构去查他的问题，福彭就危了。”
　　3“像第七十五回开头所写的，就应该非常重视。……小说里面写到，江南甄家被查抄了，被查抄以后，这些人就到贾家来寄顿财物。知道吧？这是违法的，这是皇帝不允许的。但是甄家、贾家，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实在是择不开，所以贾家就帮甄家藏匿这些东西，就出现了这样惊心动魄的情节。”
　　请注意，这次提出的理据又不同于前面，而是历史本事。一个是曹雪芹的姑爷爷傅鼐，即曹寅妹妹的丈夫，历仕三朝。一个是曹雪芹的表哥福彭。是平郡王纳尔苏的儿子，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那么《红楼梦》文本第七十四回到八十四回与历史本事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认定这十回是乾隆三年呢？他说“曹雪芹什么用意？他就是要把真实生活当中，曹家在乾隆三年所遇到的，跟自己家关系很密切的这些亲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上打击的情况，会含蓄地投射到小说里面去。”
　　三、对刘心武先生的说法也要辩证分析和看待
　　刘心武先生说“《红楼梦》第七十四回到第八十四回是乾隆三年的事情”，这种坐实的认定，显然与《红楼梦》文本是不相符的，是不正确的；而他又说：“跟自己家关系很密切的这些亲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帝打击的情况，含蓄地投射到小说里面去。”这种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因此，不能统而论之，一概否定。下面具体分析：
　　（一）傅鼐、福彭家世的本事
　　关于傅鼐：
　　黄进德先生在《曹雪芹江南家世考》说：
　　傅鼐，字阁峰，富察氏，镶白旗满洲，曹雪芹的祖姑丈。十六岁，入雍邸侍卫胤禛，从此骖乘持盖顷刻未离。胤禛对他眷宠无比，尝谓：
　　朕藩邸属下人中，可用者惟年羹尧、傅鼐二人。论才情，年羹尧胜于傅鼐；论忠厚，年羹尧不及傅鼐。
　　因而得以不次超擢。雍正元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补兵部右侍郎。三年，调盛京户部侍郎。傅鼐与年羹尧不和，早就为胤禛所知。及年羹尧以大逆赐死，胤禛穷治其党。其时，傅鼐凭借雍正对他的绝对信任，力主元凶已诛，胁从罔治。敢于仗义执言，为蒙冤者辩白，诸王大臣赖以平反无算。明年，隆科多案又发。傅鼐为隆科多子岳兴阿关说，失实，以诳奏论罪，被由盛京锁拏解京，发刑部勘问。
　　朱淡文先生在《红楼梦论源》说：
　　富察傅鼐原系清世宗为雍亲王时之“藩邸旧人”即亲信侍从，雍正初一度谪戍黑龙江，雍正后期起用，乾隆初元官至内务府总管、满洲正蓝旗都统、兵刑二部尚书，后因误举参领明山和失察家人革职落狱，病卒于家；……小说中所写王子腾系京营节度使、九省都统制，或即取材于傅鼐。




第七十回至八十回是“乾隆三年”吗？(2)



　　从历史材料中可以了解傅鼐一生的几个基本点:
　　1少年时代即是雍亲王的亲信侍从，深受雍正信赖；
　　2雍正元年至三年任都统、兵部右侍郎；
　　3雍正四年罹罪，谪戍黑龙江；
　　4乾隆元年官至内务府总管；
　　5乾隆初年革职入狱、病死。
　　关于福彭：
　　努尔哈赤的八世孙，平郡王纳尔苏之子，其母为曹寅之女，曹雪芹的亲姑姑。曹雪芹是平郡王福彭的表弟。
　　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说：
　　有关曹雪芹的资料极少，故他与平郡王福彭的往来无文献可征。但福彭是曹雪芹的亲姑表兄却是无疑。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帝传旨令曹寅之妻送女北上与王子完婚，此王子即讷尔苏，袭封平郡王。曹氏所生子即福彭，为雍乾之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曹氏活得较长，亲姑妈在世的时候，曹家无论如何败落，至亲骨肉，来往必甚频繁。……《红楼梦》中描写几个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曹家的阔亲戚、老关系还不少。因此乾隆初年，曹家家道尚不至败落，福彭和曹雪芹也谊属至戚。过去对福彭的了解不多，但在《清实录》和乾隆帝的诗文中却保留着相当丰富的资料。福彭和一般庸碌王公、八旗子弟不同。他英年早慧，才华出众，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曹雪芹和他年龄相差不大，福彭长于曹雪芹六七岁或十余岁（因曹雪芹生年尚无定说），两人必有往来。除至亲关系外，亦当有惺惺相惜之情。由此推想：曹雪芹思想和性格的某些方面也许受到表哥的影响，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这一推想有相当的合理性。
　　……
　　福彭死时，曹雪芹正在创作《红楼梦》。书中所写富家生活，既有破落前曹家生活的实录，也有采自其他的王公家庭。平郡王家是当时最显赫的贵族家庭，又是曹雪芹的至亲，曹目睹姑母家的奢华与排场，印象必极深刻，故能对18世纪满人贵族的豪富生活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从历史材料可以归纳福彭一生的几个基本点：
　　1福彭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出身显赫，是努尔哈赤八世孙。他英年早慧，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早年就被康熙看中，养育宫中读书，“王幼而侍圣祖仁皇帝宫中，躬承恩眷”
　　2雍正六年，18岁世袭平郡王爵。入宫陪皇子弘历、弘昼读书。20岁代雍正帝前往盛京。修理祖陵前的水道，临行前弘历写序赠送。
　　3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在军机处行走，是当时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同年，任命他为定边大将军，指挥清军与准噶尔作战。临别弘历赠诗三首，其一：
　　武略文韬藉指挥，书斋倍觉有光辉。
　　六年此日清河畔，君作行人我独归。
　　4乾隆继位，立即召福彭回京，协办总理事务处。这一机构在雍正帝丧期内是代替军机处的最高中枢机构。
　　5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裁撤总理事务处，恢复军机处。才学优长、年富力强的福彭没有进入军机处。这是乾隆的用人路线，将所有亲王、郡王排斥于中枢机构之外，为了贯彻这一政治路线，福彭成了政治改革的牺牲品。他只得到了宗室王公的优厚待遇。
　　6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病逝，年仅40岁。乾隆深为痛惜，特遣大阿哥祭奠，并辍朝二日。这是特殊的礼遇。
　　（二）历史真实不能坐实为艺术真实
　　上面我们对傅鼐和福彭的生平作了简单的粗线条勾勒，有的事实与刘心武先生的说法有出入，比如福彭在乾隆二年以后未进中枢实权的核心，这并非是受“皇帝的打击”，而是受制于乾隆制定的政治路线。由于乾隆帝锐意改革，只给宗室王公优厚的待遇，不使他们掌权，因而福彭失去了一展政治才干的机遇。从乾隆帝以后，历经嘉庆、道光一百二十多年，无宗室王公进入军机处者，直到1860年北京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锄灭肃顺等军机大臣，又开启宗室王公执政柄之局面。再如弘历即帝位以前，将自己的诗文，辑为《乐善堂全集》，福彭为此作序。而不能说“乾隆的诗集”，福彭写序。使人误以为给皇上写序。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此，无论历史真实确凿与否，都不能坐实为艺术真实。因为任何史料，一旦进入小说家的艺术构思，便受到小说整体叙事结构的制约，已经孕含了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与作者的审美创造融为一体，成为新的历史画面的结晶。
　　历史素材只不过是小说家审美创造过程中的一石一瓦，我们只能从小说家采用的一石一瓦中，探析“原型”家族成员的遗传基因，看其在家族生命链条中，有哪些基因被继承下来，依旧保持了“原型”个体生命的某些特征；有哪些基因变异了，是新的个体生命形成的新质。这才是所谓的文化传统，文学亦然。《红楼梦》问世以来，为什么索隐派不断出现？其原因就是《红楼梦》艺术生命之中，取自曹家及其姻亲的历史素材很多，使人们沿着本事考证的传统思维去探佚，去考证，去追索。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但任何考证、探佚都不应将历史真实坐实到艺术的真实，都不能得出《红楼梦》的某人某事是历史上某人某事的结论。




第七十回至八十回是“乾隆三年”吗？(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了刘心武先生的某些说法：“跟自己家关系很密切的这些亲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帝打击的情况，含蓄地投射到小说里面去。”这里“含蓄”应理解为历史素材融进了小说创作之中，而不是以此影射什么；也不是历史的真实坐实为艺术的真实。只能从艺术真实透视出历史真实的某些投影，否则离开了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便失去了历史的规定性，成了“戏说”。
　　（三）刘心武先生探佚“历史本事”的目的
　　刘心武先生探佚《红楼梦》第七十四回到第八十回是乾隆三年的事情，同我们对《红楼梦》的解读常常是两码事，因而这不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而是围绕他探佚“历史本事”的目的，紧紧地把《红楼梦》文本坐实到了乾隆初年，建构“秦可卿故事新编”的艺术框架。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指出过。名为“红学”研究，实为“秦学”服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改变了《红楼梦》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叙事的基本内涵，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背离了《红楼梦》文本。
　　关于以上的问题涉及曹家本事，后面再作专题分析。




*第四部分


　　“曹学”和“红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二十世纪以来《红楼梦》研究的焦点问题。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中，虚构了一个百年望族的贾氏世家，其主要素材来源于作者曾经生活过的曹氏家族，甚至《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其原型也是曹氏家族中的成员。						


曹雪芹家族的沉与浮(1)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一讲“追寻《红学》谜踪”首先就谈到：
　　要读通《红楼梦》就要了解曹雪芹的家世，最起码要查三代——知道他的祖父是谁，父亲大概是谁，他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什么遭遇？他的家族怎么在康熙朝鼎盛一时，辉煌得不得了；在雍正朝，雍正很不喜欢，就被抄了家，治了罪；在乾隆初年怎么又被乾隆赦免，一度小康；但是在乾隆四年，一下子又怎么卷进了一个大的政治斗争；乾隆在扑灭政敌的同时，也把其他的有关的那些社会上的人予以整治，曹家被株连彻底毁灭，最后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以你要知道曹雪芹的家世，才能够读通《红楼梦》，要读通《红楼梦》，就必须进入曹学领域。现在有很多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可以来读。我就是先进入这个领域，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在讲述时，不知说到哪就捅出一段曹家本事来。而“曹学”长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领地，突然间，刘心武先生把它带到了大众文化之中，在人们感到新奇的时候，也常常流露出困惑的眼光。
　　“曹学”和“红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二十世纪以来《红楼梦》研究的焦点问题。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中，虚构了一个百年望族的贾氏世家，其主要素材来源于作者曾经生活过的曹氏家族，甚至《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其原型也是曹氏家族中的成员。因此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对于我们研究《红楼梦》的创作背景、成书过程以及《红楼梦》的思想意蕴等都大有裨益。如果说新红学战胜旧红学是以“曹学”为起点的，“曹学”的研究推动了“红学”的发展，那么新索隐派的出现，也是以“曹学”为资源的。“秦学”就具有这个特点。刘心武先生对曹家家世的认识，是建构“秦学”的支点。
　　“（雍正）他有一个基本原则，凡是当年他父亲喜欢的，他都不喜欢；凡是他父亲不喜欢的，他就偏要喜欢。雍正在这样一个思维的情感支配下，整治了一大批在他父亲那个朝代里面受宠的官员，其中包括曹睢Ｔ谟赫迥昃桶巡芗腋槌恕！?
　　刘心武先生依照小说家的审美思维去处理史事，以《红楼梦》探佚构思为圆点，对历史史事随我解说，任我嫁接。历史空缺的地方，以虚补实，虚实相生。有用的拉长，微小的扩大，假如我们批评他违背史事，他也许不服气，因为“探佚学”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性的根据。正如他所说：“如果说曹学或者说版本学，或者说脂学它的资源就是那么多，空间还不是最大的话，那么探佚学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前八十回的文本的理解，根据脂砚斋批语，以及根据我们自己的善察能悟，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去探索《红楼梦》或者说《石头记》在流传过程当中丢掉的是什么，我们争取把丢掉的找回来，这本身就是阅读当中的乐趣。西方后来有一种审美的观点，叫做接受美学，就是读一本书，不是说被动地去接受作者写的那些东西，而是参与作者的创作，他虽然已经写完了，我阅读当中把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想像参加进去，最后我们共同完成这样一个精神之旅。这个观点我觉得也可以挪到我们的探佚学里面来，我们可以搞探佚。”他把探佚学的精髓表达得淋漓尽致，而这样操作的结果，就违背了一条基本的原则：历史的叙事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石上。对《红楼梦》与曹家档案素有研究的张书才先生对刘心武的史学观提出了批评。
　　一、史学不是靠“悟”，而是靠“证据”
　　张书才先生指出：
　　刘心武说过史学是要靠“悟”的，关于小说《红楼梦》的电视讲座谈到有关康熙、雍正的历史，说“雍正是一个篡权的人，是通过阴谋手段当上的皇帝”、“凡是康熙喜欢的，雍正就不喜欢，凡是康熙不喜欢的，雍正就喜欢”。这里涉及到康熙晚期皇子夺帝和康熙与雍正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当然也是有很多观点，但大多数认为，康熙派皇十四子远征青海、西藏，看上去是提高了皇十四子的声望，有利于皇八子的党派。康熙六十年的时候召皇十四子回京，但六十一年又派出去，如此一来，实际上是拆散了皇八子的政治集团，为雍正继位扫平道路，所以并不是雍正篡权，而是正常传位。另外，雍正时期的要臣隆科多和年羹尧是康熙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启用的，雍正朝的政治班底是在康熙晚期就建立好的，恰恰说明了并不是“凡是康熙喜欢的，雍正就不喜欢”。
　　为了对曹家的家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只有对曹家家世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才能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曹家兴衰和沉浮并不是“康熙喜欢的，雍正就不喜欢”能一下定夺的，它有自己内在演化的动因，有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态势的制约，有复杂而微妙的君臣关系潜在的钳制，也有历史机遇的偶然和错位。“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还是让我们把目光穿透历史的时空，回放那二百多年的历史画面吧。
　　二、曹雪芹家族的五代人
　　曹家从曹雪芹上溯五代人，是有史可据的。曹家有三次大的机遇，才逐步形成望族，走向鼎盛。




曹雪芹家族的沉与浮(2)



　　一是曹振彦作为多尔衮的亲军，为大清王朝的开国定鼎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从龙勋佐”而无愧。曹氏家族“赫赫扬扬，将及百年”的历史从此揭开了序幕。
　　二是曹玺的妻子孙氏23岁作康熙帝的奶妈，等康熙即位，曹家自然就得到了特别的照应。
　　三是曹寅是曹家世代继往开来、形成百年望族赫赫扬扬的鼎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胡适开先河，为“曹学”和“红学”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基石。半个世纪以来，诸多红学家周汝昌、冯其庸、吴世昌、吴恩裕等添砖加瓦，架梁铺顶，已具规模。据学者们考证和研究，可知“曹家原籍辽阳，在历史文献上早有反映。如康熙二十一年刻本《山西通志》卷十七‘大同府知府曹振彦’名下，已注明‘辽东辽阳人’；曹寅的《栋亭书目》也写明‘千山曹氏家藏’（千山是辽阳的代称）。”②曹家在明末原是明朝驻守辽阳的下级军官，始祖曹世选曾任沈阳卫的某种官职。
　　高祖曹振彦大约在天命六年(公元1621，明天启元年)归附后金，在佟养性属下任“教官”。以后又改隶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佐领)。八旗设制：三百人编一“牛录”，其长官名牛录章京，汉语译为“佐领”；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参领头目，又名甲喇额真甲喇章京，汉语译为“参领”，领员一千五百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一统领，又名固山额真固山章京，汉语译为“旗”和“都统”，领员七千五百人。曹振彦的身份是包衣。
　　朱淡文在《红楼梦论源》中说:“曹振彦身任旗鼓佐领跟随多尔衮辗转沙场，其家奴身份固然至微至贱，但由于年青机敏勇敢善战，在长期的征战中又与其主子多尔衮建立了较为亲密的感情，因而受到多尔衮的赏识和提拔……”
　　曹玺，曹雪芹的曾祖父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物，30岁左右的时候被选拔为皇家的侍卫，并跟随摄政王多尔衮在山西立有军功。与康熙关系密切，玄烨登基的第二年（1663年），便委派他为江南织造，备得贵宠。康熙十七年“加正一品”，这是封建社会官僚贵族的最高头衔。俸银一百八十两。并从江南织造“郎中”晋升为“内司空”。“司空”是工部尚书，“内司空”是以内务府包衣领工部尚书的头衔。署分为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府，曹玺又改任江宁织造，在任22年。
　　曹玺的妻子孙氏23岁做康熙帝的奶妈，等康熙即位，曹家自然就得到了特别的照应。据记载，康熙南巡途中遇到孙氏，“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即一语道出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据史料记载，康熙还亲手书写“萱瑞堂”三个大字赐给她。刘心武先生说康熙“当时兴致非常高，正好萱草开花——萱花，萱草那个花在中国是象征孝顺母亲的，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大匾，叫‘萱瑞堂’。荣国府正屋挂的一块匾‘荣禧堂’的物件原型就是后来一直挂在江宁织造府的‘萱瑞堂’。你从这个字的含义上都可以看出它们互相的联系，‘萱瑞’跟‘荣禧’都有一种吉祥的、预示着这个家族会越来越繁荣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曹雪芹实际上是把他祖父家里面的金匾通过艺术升华，变化为了林黛玉到荣国府所看见的这个金匾了。”这种探佚和想像还是有合理的范围。
　　曹寅的一生与康熙帝的关系极为特殊，可谓“君仁臣良”。康熙18岁时，召曹寅入宫作侍读，时年14岁。当时侍读必须是满族大臣之子，又具聪慧者。曹寅因其父母的关系，虽是汉族包衣，亦受重视。16岁升为侍卫。侍卫都是对皇上忠实可靠的。一二等是皇上左右的，三等侍卫是皇上外出的前导。此后逐年提升，到其父死在江宁织造任上时，他一直是在康熙的身边，朝夕相处，感情自然深厚。33岁时出任苏州织造（1690－1693年），35岁时以苏州织造兼任江宁织造（1692－1712年）。曹寅任江宁织造21年。他的政绩很出色，不仅皇上赏识，同僚也给予好评。
　　他一生主要从事了三种事业，都是康熙皇帝亲自委派的。
　　（1）江宁织造
　　康熙之际，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管辖丝绸织机十万余张，几乎超过明末时全国的丝绸织机。清王朝掌管的江南三织造供应皇室的全部丝绸，实际控制了江南一带全部丝绸业的产销。因此，清王室十分重视江南三织造的人选。苏州织造李煦（1693－1723年）是曹寅的大兄哥（其妻的哥哥），杭州织造孙文成（1706－1728年）是曹寅母亲的娘家人，都是由曹寅推荐而任命的。形成了以曹家为中心的江南握有经济特权的豪族集团，他们不受地方官的辖制。如康熙帝所说：“三处织造，视同一体”。康熙后四次南巡，经南京时住在江宁织造府曹家，经苏州时住在苏州织造李府，曹寅和李煦共同担当“接驾”的重任。曹寅死后，雪芹的父辈曹颙、曹罴倘谓欤彩怯衫铎闾嵝驼湛吹摹?
　　（2）巡盐御史
　　康熙四十二年，曹寅奉旨与李煦轮流兼管两淮盐政。两淮盐业，供应当时中国一半的地区。清朝首任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在《两淮巡盐御史题名碑记》中说：“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可见他们是为清王朝掌经济命脉的财政大员。曹寅任巡盐御史的那几年，正是曹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代。这“肥差”虽好，但毕竟打点的地方太多，康熙南巡、修建行宫和私下馈赠这三项是造成亏空的主要原因，而外还有种种勒索、行贿等等，如皇太子胤礽两次派其亲信灵普在曹寅处索取银子六万两。这些都得用盐课耗羡（或称“火耗”，“耗馀”。所谓“火耗”，是指国家征得税银两熔铸成为块银时的折蚀耗损。但实际上已成为正课而外的所征附加税的别名。）所得来的支付，数以万计的耗羡仍然无法填补日益增长的巨额亏空。曹寅死前亏空帑银竟达三十二万两之巨，他说：




曹雪芹家族的沉与浮(3)



　　两淮事务重大，日夜悚惧，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⑤
　　然而正是由于曹寅兼理两淮盐政时，迎驾康熙南巡造成了亏空。康熙深知此中缘由，对此至为关切。
　　“欲奉宸游未乏人，两淮办事一盐臣。”（张符骧《后竹西词》）
　　曹寅、李煦为康熙南巡营建宝塔湾行宫。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二日，迎来康熙第五次南巡，御舟开抵三汊河宝塔湾。曹寅奏请起銮，同皇太子、十三阿哥、宫眷驻跸。又是演戏，又是摆宴，真“比一部书还热闹”。
　　《红楼梦》赖妈妈曾回忆：“哎呦！那可是千载难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说起来——”正是对接驾的描述。
　　“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张符骧《竹西词》）
　　迎驾康熙南巡既为曹家带来无上的荣耀，也为曹家埋下了祸根。脂砚斋对此批注：“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此话对我们理解贾蓉的话：“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大有帮助。
　　（3）扬州书局
　　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奉命设立扬州书局，他是藏书家，精通版本、校勘、目录之学。曾刊刻《全唐诗》等书十余种，近三千卷。该书局所刻之书，字体娟秀工整，着墨乌黑均匀，成为清代雕板史上的佳作和“康版”的典范。
　　从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一日至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曹寅给康熙上奏的七个折子里详细地汇报了校订、编纂、书写、雕刻、印刷等问题。其主要贡献：
　　第一，搜求遗诗，使之完备。明人多出初、盛唐诗集，“中、晚唐诗，尚有遗失，已遣人四处访觅”，“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断碑残碣，碑史、杂书之所载，补所遗，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至今都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唐诗总集。
　　第二，拟定凡例，开创体例。前人编选唐诗，多以初、盛、中、晚四期以划分唐诗出现的时代，正如凡例第十条写道：“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曹寅在开创新体例上颇下功夫，“商酌校刊全唐诗凡例，进呈钦定”。康熙帝也很重视，审阅后批道：“凡例甚好。”
　　第三，书写雕刻，娟秀工整。康熙对刻书的字体很关注，他在给《文献通考》序中有专门的批示：“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字；楷书，均称软字。”这话透露出康熙帝对明朝正、嘉以来形成的横轻竖重的仿宋字体不甚喜欢，想追求一种自己喜欢的新字体。作为书法家的曹寅选用新字体，即用唐代欧阳询、元代赵孟畹目槿〈倏坛て谘赜玫乃翁遄帧６椅耸樾赐骋唬耙谎始Ｕ呱跏悄训茫鲈衿湎嘟撸钇湎俺梢患遥傥尚础薄Ｈ绱司ぃ∩凭∶溃镏菔榫炙讨椋捎迷踩篥列愕氖中慈硖遄郑淮路纭?
　　曹寅主持编纂出版《全唐诗》和一大批古籍，涵养了家学，形成诗礼簪缨、钟鸣鼎食之家。特别是他的文学造诣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更值得注意。曹寅才华横溢，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颇擅风雅。今存《楝亭集》是其诗、词、文创作总集。还写过《续琵琶》等剧本。《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指着湘云道：“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儿，她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奏了《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这个小细节与曹寅所作《续琵琶》传奇暗合。曹家原是“诗书之族”，曹寅收藏的善本书有3287种之多，可见藏书之富。从中也可以看出曹雪芹家学的渊源，对曹雪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仅从《全唐诗》这一视角来看，一是《红楼梦》诗词直接引用、间接化用唐诗达200多处；二是还采用《全唐诗话》、《全唐纪事》等典故，几乎全面接受了《全唐诗》的语源意象；三是在叙事中的取名寓意、状物写情、酒令诗谜、谈话说笑也多取唐诗的诗句，或唐诗意象。
　　曹家的家庭文化氛围是成就曹雪芹的重要因素。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去世，享年55岁。对曹寅的健康状况，康熙至为关切多次垂问：“尔病比先何似”。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一日得了感冒，后转成疟疾，李煦代求圣药，康熙批道：
　　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
　　康熙赐的是治疟疾的名药金鸡纳霜即奎宁，让曹寅“连吃二服，可以出根。”⑥不料曹寅，“福分浅薄，圣药未到，遽尔病故。”
　　曹颙是曹寅的独子，17岁继位，在位3年后去世。
　　康熙为使曹寅后继有人，特命曹寅的弟弟曹荃之四子曹钗芤印２茴当时是一个“黄口无知”的16岁小孩。我们从康熙五十七年一天(1718年6月2日)，在曹钋氚舱凵系呐锞涂吹们迩宄?
　　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曹雪芹家族的沉与浮(4)



　　这段批语是何等“知心”，又是何等“亲密”。
　　过继子曹钤谖?2年。雍正五年，以曹睢靶形欢耍炜钕睿骺丈醵唷倍浒展俨榘臁?
　　从此结束了钟鸣鼎食的“繁华盛事”，时年曹雪芹13岁左右。
　　我们上面回放了曹家家世的历史画面，对曹家的兴衰和沉浮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至少会觉得刘心武先生说：“他的家族怎么在康熙朝鼎盛一时，辉煌得不得了；在雍正朝，雍正很不喜欢，就被抄了家，治了罪”，有些粗浅和绝对。曹家的衰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从康熙四十九年内务府有人弹劾曹、李二人，至雍正二年（1710－1724）长达二十五年，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和倾轧，导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康熙和雍正心理的微妙变化，都会波及到曹家。从表象上看，是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人际的因素，方方面面，汇合到一起，彼此消长，终于使曹家走到被抄家的地步。




乾隆初年曹家是否有过中兴(1)



　　通过对曹家的研究，我们知道，在雍正末年曹家已经败落了，到了乾隆朝官方几乎没有记载。目前我们掌握的史料较集中反映的是曹家于康熙朝，以及雍正六年以前的史实。这是我们对曹雪芹生平知之甚少的原因。这种现象连考证曹家集大成的学者周汝昌先生也十分感慨：“旧本出版后，就有朋友善意的嘲讽，说史料竟是‘曹寅年谱’。其弦外之音就是在哂笑曹雪芹先世的资料太多，而‘本主’的资料太少。我承认这是客观事实。”而刘心武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在乾隆初年曹家曾经中兴，二次抄家才覆没的。因为这一观点是他建构“秦学”的核心，没有曹家中兴、二次抄家的原型，就没有秦可卿、贾元春“作为福祸的两翼，扯动着贾府的兴衰荣枯”的整体框架。并且采用“以贾证曹，以曹证贾”的方法，坐实《红楼梦》文本是写曹家乾隆朝的事情。我们不惜笔墨，从文本的层面分析了《红楼梦》第十八回到八十回不是写的“乾隆初期的事”，又从曹家本事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因此，本章重心是分析曹家在乾隆朝是否中兴，进而阐明《红楼梦》不是写的曹家乾隆年的事情，不能把《红楼梦》坐实为曹家的本事。曹家本事虽为《红楼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但《红楼梦》的内涵却揭示了无数个曹家式的封建贵族衰败的历史规律，不能简单地把《红楼梦》坐实到曹家本事中去。
　　先看看刘心武先生的说法。
　　一、“以贾证曹”，“以曹证贾”，将观众或读者引入一个极大的误区
　　刘心武先生在揭秘《红楼梦》时，很重视“《红楼梦》叙述文本的时间”，并给《红楼梦》的历史时代坐实了一个具体的时空范围。他说：“实际上《红楼梦》的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整个儿是写的清朝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朝的故事，其中，第十八回后半部到第八十回都是乾隆时期的事……所以实际上从第十八回后半部，到第八十回，写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是很清楚的。整个儿故事的背景不是不可考的，而是正如脂砚斋所说，大有考据。”又说：“……小说里面写到，江南甄家被查抄了，被查抄之后，这些人就到贾家来寄囤财物。知道吧？这是违法的，这是皇帝不允许的。但是甄家、贾家，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实在是择不开，所以贾家就帮甄家藏匿这些东西，就出现这样惊心动魄的情节。
　　曹雪芹什么用意？他就是要把真实生活当中，曹家在乾隆三年所遇到的，跟自己家关系很密切的这些亲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帝打击的情况，含蓄地投射到小说里面去。”这是采用“以贾证曹”，即用《红楼梦》文本证实曹家的本事。反过来，他还常“以曹证贾”，从曹家本事的角度来证实《红楼梦》文本的内容。他认为：
　　1曹家在乾隆年间曾经中兴
　　“曹家在雍正朝遭打击的情况，还可以查到一些档案，乾隆朝的这次彻底殒灭，却几乎找不到任何正式档案了。但是我们可以估计出来，贾元春原型的死亡，应该就是在乾隆四年。”
　　2曹家与废太子胤礽的关系非常密切
　　刘心武先生在《红楼望月——为纪念曹雪芹逝世２４０周年而作》一文中提出一个核心观点：“曹雪芹父祖两辈，与康熙朝时的太子胤礽关系密切，这是雍正登位后厌恶曹家抄其家治其罪的根本原因，什么‘骚扰驿站’，‘任上亏空’等，都只是表面罪名。”
　　3历史上的“曹家”就是小说中的“贾家”
　　“在现实生活里，曹家是这样的，小说里面，曹雪芹的艺术构思是设计了一个贾家，告诉你贾家的一些故事，那么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他就重点给你讲了，一个是秦可卿，一个是贾元春，她们两个的故事。”“小说里贾代善的原型，是曹寅；贾母的原型，是曹寅的妻子李氏，李氏的哥哥，叫李煦……”总之，“以贾证曹”，“以曹证贾”，交相呼应，给人一个印象，仿佛《红楼梦》写的就是曹家乾隆初年的本事。这将观众或读者引入一个极大的误区。
　　最近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讲到一个现象：“为什么《红楼梦》谈思想，谈文化，谈艺术性读者就不感兴趣，而‘揭秘’，‘探佚’，读者就感兴趣？前几年，霍国玲的解密《红楼梦》也影响很大，她说《红楼梦》讲的就是曹雪芹和他的情人联合把雍正给杀了。她到北大去讲座，北大的学生也很欢迎。我的一个朋友是北大的教授，他很悲哀地说他这个老师不称职，为什么学生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要去相信这个没有根据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红楼梦》太有魅力了。每个读者在这其中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都会去做一些解读，但这些解读都是很个人的，这并不是做学问。”①正是这种“解读都是很个人的”“红学”研究，在误导着他人。为什么考证、探佚有这么大的魅力，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与新红学派几位大家都以考证而闻名，也有很大的关系。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2004年9月21日在新疆师范大学的学术演讲中，谈到了自己的研究体会和认识过程。他说：“现在回顾，我当时的认识还是沿袭历来红楼梦研究者的共识，认为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曹雪芹家庭的经历和不幸遭遇，所以特别重视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现在经过三十年之后，特别是我评点了红楼梦以后，我的认识有所改变，但不是根本改变，而是觉得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一家人的事，也不是曹雪芹的自传，这些都是认识红楼梦的重要部分，红楼梦的内容远比这个主题深广得多，我经过三十年的历程，才有了这个认识。现在红学界还有很多人认为红楼梦主要是曹雪芹家庭的艺术化再现，我觉得这个认识只是认识了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红楼梦的全部。”②冯先生的话非常简明而且深刻，红学家尚且有这样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认识过程，更何况一般的观众或读者了。刘心武先生本人是否也存在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呢？




乾隆初年曹家是否有过中兴(2)



　　二、曹家在乾隆朝是否中兴过呢？
　　曹家被抄以后，几乎没有史料可考。只能根据国内外在这方面的史学研究成果，我们对曹家在乾隆朝是否中兴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雍正五年底，曹钜颉吧沛湔尽笔苌笾保虿芗壹胰嗣鼙ú茴转移家财，以致“龙颜大怒”，下令抄家。雍正六年曹家离开江宁北上，自此结束了在江南长达六十年的生活。
　　（一）曹家回到北京
　　“自雍正六年回京后，既蒙雍正恩谕留有蒜市口十七间半房屋及家仆三对，一般日常生活已无虞匮乏；李氏（曹寅的妻子）与马氏（曹颙的妻子）均是诰名夫人，其诰封非由曹疃茫什换嵋虿茴获罪而褫去诰封；曹家孤寡又有官发银米可领（每人每季银四两）；其阔亲戚数量又不少，当仍可维持小康生活水平，不至于陷入绝境。”③曹钗茨苋缙谇迥缮沛湔居ε庖凑沼赫迥辍洞笄寤岬洹つ谖窀ど餍趟尽返墓娑?“嗣后内务府佐领人等，有应追拖欠官私银两，应枷号者枷号催追，应带锁者带锁催追，俟交完日再行治罪释放，著为定例。”曹畋患虾拧?
　　曹畲髯帕嘟镏氐哪炯希烤勾鞯搅撕文旰卧拢挥锌吹嚼芳窃亍Ｖ苋瓴壬担骸拔┠谖窀蛋福婕安茴一门者，适自此以下遽然中断，查抄以后之情形余不可知。”直到乾隆登基，于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颁布恩诏：
　　八旗及总管内务府五旗包衣佐领人等内，凡应追取之侵贪挪移款项，倘本人确实家产已尽，著查明宽免。
　　据史载，雍正六年六月确认曹钣ε庖?3032两银子，到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被宽免时，还欠3022两银子，而被“宽免”的前提是“本人确实家产已尽”。七年的时间，他只有能力“交过银一百四十一两”，可见曹畲耸比芬盐弈芰Τセ埂?
　　（二）曹家在北京是否受到亲戚的帮助
　　刘心武先生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曹雪芹的祖姑夫傅鼐，一个是曹雪芹的表哥福彭。他们两人在雍正晚年和乾隆初年都身兼要职，按理应当帮助过曹睢?
　　曹家回到北京，其几位关系较近的亲戚还正在得势。曹寅的女婿纳尔苏被革职后，其子福彭于雍正四年七月承袭平郡王的封号。这是曹雪芹的表哥。另外雍正二年傅鼐为汉军镶黄旗副都统，不久又被授予兵部右侍郎。这是曹雪芹的祖姑父。主张曹家在北京中兴的说法，重要的依据是曹家有这两门亲戚。刘心武先生便采用如是说。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几乎找不到，从老平郡王与被革职的隋赫德的关于“古董”一事中，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一点当时曹家的状况。
　　曹家被抄时，将曹家的财物都赏给了继任隋赫德。后来隋赫德因“种种负恩行为”被革职，在雍正十年（1732）前后回京，离开南京时，“曾将官赏的扬州地方所有房地，卖银五千余两。”回到北京，又将“原有宝月瓶一件、洋漆小书架一对、玉寿星一个、铜鼎一个，于今年二三月间，交与开古董铺的沈姓人拿去变卖。”此事被老平郡王纳尔苏得知，便叫自己的儿子与古董商沈四去隋家看货。显然这不是普通的古董交易，从老平郡王纳尔苏的心理来看，他认为隋赫德变卖的古董是他岳父的，是皇上将曹家家产赏给他的，原本就应归还曹家。从隋赫德一方分析，他说：“后来我想，小阿哥（福彭）是原任织造曹寅的女儿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将曹寅家产都赏了奴才，若为这四十两银子，紧着催讨不合，因此不要了是实。”后来老平郡王纳尔苏除索讨古董外，又张口向隋赫德“借钱”，隋赫德先后向老平郡王家送去3800两银子。总之，这件事的背后，是要，还是送；是强行索取，还是钻营巴结，都难说清楚。正如事发后审定的结果：“其中不无情弊”，一言以概之。
　　雍正十一年三四月间小平郡王福彭知道了此事，他与其父的做法截然相反，告诫其弟福靖：“所借银两务必急速清还，若不还使不得。”他又派两个护卫到隋家，据隋赫德之子富璋交代：他们“向我父亲说，你借给老王爷银子，小王爷知道了，嗣后你这里若再使人来往，或借给银子，若教小王爷听见，必定参奏，断不轻完等语”。从福彭对此事的做法，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被革职圈禁、枷号等一批废官之间的交往，颇为警惕。像这样一件“古董”事，充其量不过是两家各有所图罢了，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事发后，庄亲王允禄审查后所写的奏折为《审讯绥（隋）赫德钻营老平郡王折》来看，朝廷甚为重视。事后隋赫德受到严厉的制裁，被发往“北路军台效力赎罪。”
　　福彭在此事未发之前，就如此警惕是有原因的。雍正夺嫡上台，朝野非议，朋党猖獗，令雍正十分恼火。雍正采取严厉的手段，打击敌党。他性情急躁，残忍无情，猜忌心重。朝野上下，都怕因一件小事，惹出杀身之祸，所以福彭十分警觉。另外，他从雍正四年七月承袭平郡王封号后，一直没有被朝廷任用，直到雍正十年正月才出任镶蓝旗满洲都统。五月授宗人府右宗正。雍正十一年二月任玉牒馆总裁，四月军机处行走。也就是说在“古董”一事的前后，福彭才走出父亲革爵革职、外祖父家被革职、被抄家的政治影响，开始得到皇上的启用。但在他心里不能不留下阴影，虽在位，对外祖母家给他带来的政治影响，不会不在意。他对曹家能有多大的帮助？何况老平郡王家贵而不富，他以势压人，以买为名，索要古董；以借为名，索要银子，固然看出其人之贪婪，但也透露出没落的贵族只图享乐，不知进取，“外面架子虽没倒，内囊也尽上来了”，经济情况并不是太好。




乾隆初年曹家是否有过中兴(3)



　　曹革成先生在《两代“西平郡王”与败落的曹雪芹家族》文中分析：“审富璋时，记录下他这样一句话：‘从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后来沈四带六阿哥（福静）并赵姓太监到我家看古董’。这句话表明落魄后的曹钊杂肫娇ね醺怠Ｒ蛭芤藁乖谑溃岳掀娇ね趵此凳窃滥福孕∑娇ね趵此凳峭庾婺浮Ｕ獠愎叵翟诓芤藁钭攀保岜热ナ篮蟾鹱饔谩Ｏ匀皇恰芗胰恕蚶掀娇ね跛盗怂寮艺加昧俗约夷男┪锲罚执由蛩哪抢镏阑乖谒搴盏率种校虼死掀娇ね跻勒绦∑娇ね醯耐婆扇怂饕Ｋ圆芗胰说摹凶摺牒罄吹摹垂哦且桓銮耙蚝蠊墓叵担壳按永返蛋钢患昏罢庖痪浠埃隙ǖ笔被嵊邢晗傅慕淮锹迹Ｈ绻皇钦庵智耙蚝蠊叵担昏懊俺稣饷匆痪洳皇墙谕馍β穑?
　　整个事件另一个后果，则是暴露了平郡王府与革职抄家的曹寅家族的往来关系。估计此事后，曹罴胰烁槐阃ね醺凶摺６Ｅ砥咴乱言谖鞑看泳瞬簧喜芗伊恕?
　　按理，曹罴易蹇赡芑岬玫礁Ｅ怼⒉荞⒉芤说惹鬃遄手欢率邓得鞑⒎侨绱恕２茴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最后的欠款3022两银子被朝廷‘宽免’，沉重的还款重负最终脱去，但‘宽免’的前提是‘本人确实家产已尽’。雍正六年六月确认曹钚枧庖?3032两银子，七年过去他只‘交过银一百四十一两’，可见曹畲耸币训搅恕幔┮刮普薄木车亍！?
　　（三）雍正六年至乾隆初年曹家彻底败落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说：“经由这场变故，曹钤诶飞暇痛讼А５角〕跄辏芗蚁匀坏玫搅丝礤丁２芤耍馕徊芤钚〉牡艿芑够钭牛⑶业Ｈ位ぞ瘟旒孀罅欤南热艘驳玫阶吩娜儆?735年的一份诏令追封曹家兴盛的奠基人、曹寅的祖父曹振彦为二品资政大夫；曹振彦的两位妻子受封二品夫人。或许也就在此时，曹畋皇谟枘谖窀蓖饫傻男」僦啊Ｈ欢芗颐挥心芑竦贸ぞ玫母葱耍蛭挥谐械８叩闹拔涣恕２芗业脑似绦伦埂?745年，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困居北京西郊，开始写小说。
　　《红楼梦》第十三章，曹雪芹借一位妇人说道：
　　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年，一日倘若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曹家在乾隆朝能否中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曹钅芊窀粗啊Ｄ壳懊挥姓业饺非械闹ぞ葜っ鞔耸拢厦嬉さ拿拦д呤肪扒ǖ囊欢温凼鲋性岬剑骸霸谇〕跄辏茴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的小官职。”这是一个间接证据，是他从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中转引过来的，而这条史料别无其他史料佐证，可能是周先生根据当时的政治背景（乾隆初年政治上有所宽松，对雍正处理的人和事有所纠偏），而推理出来的，仍难肯定真实性。
　　《红楼梦》文本是如何反映贾府由盛而衰的过程的？
　　《红楼梦》创作中以曹家家世为素材的来源，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经过曹雪芹的“传神之笔”，来自曹家的素材已经在虚构中变形与重组，因此，生活的原型与小说内容之间不存在对照和坐实的关系。它所涵盖的不是一个“曹家”，而是像“曹家”那样的无数个封建贵族之家的典型概括。小说叙事情节的素材有来自曹家的，也有可能来自曹家的姻亲李煦家、平郡王家、福彭家等，甚至一般贵族家庭的生活素材。因而，对曹家家世研究只能用来探索《红楼梦》是如何运用这些素材表现贾府衰亡史的，曹雪芹是如何进行艺术构思的。下面从《红楼梦》的描写中看一看它是如何反映贾府衰败的。
　　贾府的衰败是《红楼梦》一条重要的意脉，曹雪芹采取两种叙事手段：一是前五回通过三个过场人物甄士隐、贾雨村、冷子兴，在他们凝缩的人生体验中，显现对以贾府为叙事中心的广阔社会生活的概括，勾勒了贾府百年衰败的历史背景，展示了一种原生态的社会。二是从第六回沿着贾府的衰败这条意脉，进入写实的描写。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1)



　　学术史上常常出现一个共生的现象，围绕着学术大家，形成一个个学术流派或学术团体，他们有的是师承关系或地缘关系；有的是学术方向或研究方法相近具有共同的特征。当我们全面审视刘心武先生“红学”研究的说法时，发现其基本的学术倾向和许多观点，可以说源于周汝昌。特别是90年代以后，他们由于共同的学术倾向，有了彼此的交往，促进了学术交流。
　　刘心武先生自己也曾深情地谈到周先生对他的影响：“四十三年前所买到的那本《红楼梦新证》，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
　　20世纪80年代初，我买到了周先生增订过的《红楼梦新证》，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十二岁翻阅过《红楼梦新证》后，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红楼梦》不仅可以捧读，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写出并发表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却是90年代初，五十岁时候的事了。……将‘秦学’的探佚心得写成了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死》……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学养差的门外汉所弄出的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仅撰文鼓励、指正，通过编辑韩宗燕女士的穿针引线，还约我晤谈，并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与我平等讨论，坦诚切磋，他的批评指正常使我在汗颜中获益匪浅，而他的鼓励导引更使我在盎然的兴致中如虎添翼……”
　　周汝昌先生以《红学——沉滞中之大突破》为题，对刘心武先生的红学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前几年，忽有作家刘心武先生对秦氏之死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见解。……
　　去年，刘心武先生从清初人王渔洋的记载中见到康熙太子胤礽的对联，感到风格与《红楼梦》中联语有其近似处。在他的启示下，我立刻想到‘荣禧堂’御笔大匾之下，一副对联从联文到署名，可断为即系胤礽的艺术造影。大匾是皇帝御笔，字是‘赤金’，而联字则是“凿银”，正点醒这是皇帝和太子的规格。……
　　于是，刘心武先生之说得到了新的支持点。他进而推断：可卿（原型）是胤礽家之女，因势败变名隐匿于曹家（即贾家）。
　　我亦大悟：曹家之遭祸，全由胤礽及其长子弘皙与雍、乾两朝的政争而受到了株连。……
　　……二百多年的红学，直到今时今日，这才有了一个新‘启’点，也是新‘起’点。此点若继续深入研考，就会成为久已沉滞、久乏光彩的红学上的一个极有价值的重大突破。”
　　刘心武对周汝昌学术造诣的崇拜之情，周汝昌先生对刘心武学术探佚的评价之高，都源于对《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观点相同，探佚方法相近。都是为了还原《红楼梦》的曹家本事，追寻《红楼梦》的原本真貌。
　　一、刘心武对周汝昌考证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刘心武的《红楼梦》讲座和著作谈到的关于曹家本事与清代史实的主要观点，都出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发挥，例如曹雪芹的生年、曹家中兴说、弘皙逆案，并以这些观点作为“历史依据”，想象、推理，进而建构“秦可卿故事新编”。现将周汝昌的学术观点与刘心武的解说对照，不辩自明。
　　1关于“曹家中兴”说
　　曹家在乾隆朝“中兴”说，最早出自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这是周汝昌学术体系中的核心观点，因为他红学考证的重点，是曹雪芹的家世和作者的生平事迹。关涉到了曹雪芹的生年，曹雪芹少年生活经历的繁华是否在北京，大观园的原型是否也在北京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是红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刘梦溪先生说：“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真知灼见，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分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
　　余曾谓以乾隆嗣位为枢纽，曹家一脱前此之罪累，又得数年“中兴”。有人颇不以为然，谓曹氏“中兴”说出余“制造”。观本年事实，罪状既得赦免，亏项亦在宽逋。曹家为内务府员，例得起用。其亲戚又皆煊赫一时。此而不曰“中兴”，不知如何始为“中兴”？史迹载在档书，以“制造”相责难者，其更考焉，或别有反证，未可知也。
　　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丙辰
　　曹罟倌谖窀蓖饫伞２苎┣凼辍?
　　一七三七乾隆二年丁巳
　　曹雪芹十四岁
　　傅鼐先是为内务府总管，至二月，授满洲正蓝旗都统。
　　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戌午
　　曹雪芹十五岁
　　正月，傅鼐以误举参领明山事得罪，革职；寻入狱；病卒于家。
　　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已未
　　曹雪芹十六岁，家重遭钜变。
　　周汝昌关于“曹家中兴”说，还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作了同样的表述，如《曹雪芹小传》“百足之虫”这一章：
　　雍正做皇帝做到第十三个年头的八月间，忽然“驾崩”（传说是被死仇的后人暗杀了），他的第四子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这个新皇帝上来后，又给曹家带来了新的命运。
　　……
　　新皇帝即位，照例要有“覃恩”，普遍的封赏和赦宥，示庆贺，买人心。因此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曹世选之子）得诰封为资政大夫（二品的虚衔等级），原配欧阳氏、继配袁氏得封为夫人。由于这份诰命，我们得知曹雪芹的一位叔祖曹宜尚在，官职是护军参领兼佐领、加一级（是正白旗包衣第四参领兼第二旗鼓佐领）。“覃恩”诰封虽然只是一种官样刻板文章，但是也说明了此时曹家早已解除了政治犯的罪名，家里还有作参领（从三品）的家长或族长，祖宗里面除了曹玺本来是一品尚书的封诰外，又有了二品的高级封诰。曹雪芹的父亲曹睿耸彼坪跻惨炎髁四谖窀脑蓖饫伞！?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2)



　　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使我们看得出，曹家的败落并不是从雍正六年就直线发展下来的，他家在新皇帝嗣位的政局下又曾稍稍“中兴”，至少达到了恢复“小康”局面的地位。那时曹雪芹大约正是十三岁左右。
　　对于周汝昌先生提出的“曹家中兴”说，刘心武先生几乎合盘采用，并用更通俗的语言加以表述：
　　一般人都知道康、雍两朝交替后，曹家很快败落，抄家被逮，戴罪还京，曹畋患虾牛钍系壬偈沂糁坏盟馐锌谝唬保芳浒胄≡壕幼。腿嗽蛑皇Ｈ裕苎┣塾啄晔贝呛芮罹降摹５话闳擞趾苌僦溃接赫┺啊⑶〖涛缓螅禄实凼敌小扒浊啄雷濉钡恼撸雀接赫适夜侨庀嗖辛粝碌纳丝冢侄栽谟赫娜Χ氛斜磺Ａ墓僭贝蠖加枰钥砻猓茴的罪名以及亏空欠款也就在这样的政策下都一风吹了，并重被内务府叙用，而那时曹雪芹的姑母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表哥平郡王福彭，甚得乾隆优宠，居高官，住华府，有权有势，因此已到少年时期的曹雪芹，很过了几年舒适自在的生活，并有机会到比自家更优裕的王府中观察体验，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有的人估计的那样，似乎曹雪芹从幼年起就一直与富贵人家公子生活无涉了。
　　“曹家中兴说”并不仅仅是一个论点的提出，周汝昌先生学术考证带有体系的特点。也就是说“曹家中兴说”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曹雪芹的生年、弘皙逆案、二次抄家这些考证都是相连的。因为周汝昌先生主张“甲辰说”，即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以此推理，那么乾隆元年他十三岁。曹家中兴，他才能历练繁华；曹家遭故，他才能历经苦难。这大喜大悲、大荣大枯、大起大落的巨大落差，才使曹雪芹面对社会与家庭、时代与人生、礼教与人性这些重大的命题。也许这正是周汝昌先生用零碎的史料，钩沉出几个历史事件的心理动机。考证与想象在周先生的思维中齐头并进，互相激发，以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曹家中兴说”因为缺乏史证，在学术界不为大多数学者认可，刘心武先生将周先生这一学术观点故事化，用文学的想像去弥合学术上难以自圆其说的一面。
　　2曹雪芹的生年
　　曹雪芹的生年，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乙未”说，公元1715年，即康熙五十四年；一是周汝昌先生主张的“甲辰”说，公元1724年，即雍正二年。那么这两种说法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按照“乙未”说，曹雪芹在雍正六年曹家被抄离开南京时，已是十三岁的少年了。“秦淮旧梦”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创作《红楼梦》时，是以江南的曹家为素材的来源。按“甲辰”说，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抄家时他只有四岁，不可能在他心中留下当年繁华的印记。只有在乾隆朝曹家二次中兴，他才能赶上好时光，或到亲戚家平郡王府亲历繁华盛事。因此他创造《红楼梦》的那个贾府，便是以北京的曹家为依托。周汝昌先生坚持“自传”说，把曹雪芹生年和书中的贾宝玉生年相比照，假如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那么乾隆元年他正好十三岁，而且是生活在北京。这是贯穿周汝昌先生整个《红楼梦》考证中的一个时间坐标。下面看一下他的论述：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是日黛玉“泣残红”——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
　　按殿版万年书，乾隆元年丙辰：“四月小，二十六日庚寅，亥初一刻四分芒种”普通遇节气，无人细记时刻，只记日期，“未时”云者，殆雪芹随手拈来补足之语。
　　几十年以后周汝昌先生依旧坚持此说，在《红楼小讲》说：“至于宝玉为什么单单生在四月二十六芒种节？这就牵涉着历史事实了：原来那日那时，正是雪芹的生日。”并用注的方式讲述他对此的发现和考证：
　　我用历法细推时，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奥秘：自从雍正二年雪芹生辰的闰四月二十六日往后看，次年正四月二十六日为芒种日（已见正文所叙）。此后，再无四月二十六与芒种相叠合的巧例，——直到乾隆元年，这个重要年头的四月二十六日，恰好又巧值与芒种节交会！因此在雪芹来说，乾隆元年的四月二十六芒种节是他自己的一个特大纪念日（中经家世巨变）！我在四十年前推断第二十七回所写，乃是乾隆元年的事，也是有人嘲笑过的；但使嘲笑者惊讶的是，我的推断到今日却获得了确证！
　　刘心武在讲到这个问题时，直接点明“周先生关于曹雪芹年龄和生日的推算，您可以去读他的著作，我这儿借用他的学术成果”。并做了详细的解说：
　　什么日子呢？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作者就很明确告诉你，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种节。我们都知道，每年的二十四节气，并不都在同一天里交那个节气，有的年还会是闰年，同一个节气，相近的各年日期会差很多天。二十四节气有一个芒种，曹雪芹就在书里告诉你，他所写的这一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那么你去查《万年历》，乾隆元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这不是巧合。再加上有的红学家，比如像周汝昌先生他就考证出来，实际上四月二十六日就是曹雪芹的生日！作者之所以这么郑重地来写这一年的故事，就是因为那一年他十三岁了，关于那段时间他的记忆是最完整的，而且这一年生活是最美好的，所以他铆足了劲来写这一年的故事。《红楼梦》里多次明写暗表，贾宝玉在那些情节中，是十三岁。例如第二十三回，写贾宝玉住进了大观园怡红院，就写了几首诗，抒发他四季里快乐闲适的生活。在叙述文字里，曹雪芹就这样写道：“因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又如第二十五回，写贾宝玉和王熙凤被魇后奄奄一息，一僧一道忽然出现，来解救他，癞头和尚把通灵宝玉擎在手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都是表明书里的这位主人公落生十三年了。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3)



　　3弘皙逆案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对弘皙逆案作了详细的汇录，大都是乾隆对人的评论，未有“逆案”的经过。史书未有明确的记载，他说：“虽然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对曹家再次惨遭彻底毁败的直接的、确切的案由一时无法列举，因而不能不用间接而曲折迂回的办法来窥测，但曹家最后一次的巨变显然是和这类案子里的下层人物、边沿关系有了株连，其他原因，是否还有，尚待深入研讨。”
　　关于“弘皙逆案”，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传》“再遭巨变”中作了描述：
　　曹雪芹在“小康”复苏的家庭中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告了结束。曹家又经历了另一场变故。由曹雪芹后来的处境来看，这场变故似乎更突然，更巨大，使他家破败得更彻底。
　　……到乾隆四年，以弘皙为首的“逆谋”案件便发作了。
　　现在所能知道的情况是：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雍正之弟，乾隆之叔）与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皙、弘昇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馀人亦都革爵。
　　……
　　曹雪芹家，从雍正末年，经过乾隆改元一段时间，大约维持了为期五年左右的小康局面，到此遂再次、也是最后的宣告彻底败落。
　　刘心武先生在《红楼望月》“月色凄迷”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日月双悬之谜”和“秦可卿原型大揭秘”都谈到了“弘皙逆案”，至此，这段未有明确的史书记载的事情，被他当作一个历史事件来讲述：
　　……
　　胤礽在王位继承中落败后，康熙另外的儿子们展开角逐，最后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雍正得到了宝座，胤礽死在雍正二年，他死后，他的儿子弘皙被以理亲王的身份移出宫去，安排在现昌平区的郑家庄居住。雍正原以为弘皙不过是“死老虎”的弱后代，集中精力去对付其他政敌，谁知曾被康熙喜爱的弘皙却以“嫡王孙”自居，在雍正暴薨、乾隆继位后，竟图谋政变，他在郑家庄另立内务府，一些被雍正厚待过的王爷及其与弘皙平辈的皇族，集结在他周围，在乾隆四年，他们举事，险些成功，不过最后仍被乾隆破获扑灭，也就是在“弘皙逆案”中，曹家才受牵连而彻底覆灭，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我这极其简要的概述中，你是不是已经憬悟：曹雪芹写《红楼梦》，那素材里隐藏着一个太子胤礽，以及他的儿子弘皙？所以书里借秦可卿嘴说“三春去后诸芳尽”（曹家虽在雍正六年被抄家治罪，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乾隆一上台就实行的怀柔政策使曹家一度回黄转绿，但在乾隆元年到三年这三个好年头过去后，在第四年的“逆案”里，生活里的曹家和书中的贾家，就家破人亡各奔腾了！）。
　　按说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就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而更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礽儿子弘皙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
　　心武的考证和探佚其实更有诱惑力
　　刘心武先生从周汝昌那里接受的学术观点自不必多说了，但和周汝昌考证和探佚相比，有哪些新的发展和新的特征，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刘心武把自己的研究归纳为“秦学”，并从理论上划分出四个层次，最后落脚点还是探寻曹雪芹原来的构思，恢复《红楼梦》原来的面貌。这与周汝昌先生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效。半个世纪前，周汝昌先生与其兄周祜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石头记会真》的对勘工作，疏理考证、筛洗粗陋，终于出版了这部浩繁的书籍，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曹雪芹《红楼梦》的真文本意。但刘心武先生不同于周汝昌先生的是，他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真正使探佚走向了文学化、故事化
　　刘心武先生是一位作家，他的红学探佚具有其他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文学化、故事化。探佚并不是像一般人的理解，只是对《红楼梦》具体的情节和人物作一些索隐和考证，而是有更高的追求。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从事探佚学研究的梁归智的解说：“因为探佚的具体操作固然是‘显示原著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基本轮廓和脉络’，但这种‘显示’并不是探佚的最终目的，它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探讨以‘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这也就是‘悲剧性质、价值观念’等‘形而上’层面的‘清醒的认识’。
　　红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是大多数研究者缺少艺术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因而不能进入《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殿堂，不能与曹雪芹的心灵作深层的对谈，也就是不‘解其中味’。”
　　梁归智先生所说的“大多数研究者缺少艺术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在刘心武先生那里不但不缺少，反而是优长。刘心武自己也这样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有我的优势，我会写小说，我把我的研究成果以探佚小说形式发表。”刘心武就是根据脂砚斋残言断语的简单而又模糊的提示或点拨，生发出了“秦可卿故事新编”。这是他比其他搞探佚学的人更能赢得普通读者或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4)



　　第二，刘心武的解说通俗化
　　目前有关红学的著作没有比刘心武的解说更通俗的了。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古代通俗小说传播的一个原因是：话语通俗方传远。周汝昌的文章有“掉书袋”之嫌，本来能够说明白的话，有时还要添上一两个一般人都不认识的字眼，如强调荣禧堂那副对联隐语的意义：用一个“隐语”就说能清楚，再重复一个“廋词”，还是隐语的意思，多一个生僻的字眼，有何用呢？刘心武的文章当然和电视讲座有关，但也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通俗的解说。脂砚斋对宝玉的考语是“情不情”，刘心武先生在这里马上解释：“第一个‘情’是动词，第二个‘情’是名词，她说黛玉的考语是‘情情’，第一个字是动词，第二个字是名词，黛玉是把她的感情只献给她爱的那个人……”整部书都有这样通俗的解说，是他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他使用“原型说”来解释他的索隐和探佚，更具有诱惑力
　　“索隐”这样的字眼，在红学史上多少有点贬意，而“原型说”是中外文化理论交流中引进的一个理论词语。它是文学从原型语义学借用过来的，语义范畴有家族相似性的特征。所谓语义范畴的原型性，就是一个由原型程度不一的成员组成的范畴，原型程度高的成员构成该范畴的中心，代表了该范畴的原型特征，而那些原型程度低的成员就构成了该范畴的边缘。不难看出，语义范畴的大部分变化都是通过引申机制，如隐喻、转喻、联想等方式从原型发展而成的。文学形象的形成也如同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一样，也是从原型发展而来。当然，刘心武先生使用这一词有理解不当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放到下一章专门解释。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1)



　　刘心武先生研究《红楼梦》十几年了，他很坦诚地告诉大家他的学术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的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
　　他没有对此问题细说下去，但讲述或行文，常常提到“原型”这个词。
　　外国文学关于原型批评，是从神话、故事等作品中，寻求文化的薄层下，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恒久模式以及社会和自然的某些规律。所谓“原型”，是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模型。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里，都可以找到若干“定型的套式”存在。在神话研究中被称为“母题”；在人类心理学中，被称之为“原始思维”。该民族的文化原型就寄寓在这些定了型的母题或原始思维之中。显然，刘心武先生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一种研究方法。因而首要的问题，先弄明白他到底对“原型”是如何理解的，才能展开关于“原型”的对话。
　　刘心武关于“原型”的表述：
　　我自己也写小说，虽然我是一个远不能跟这些大师相比的写小说的人，但是我写小说，我也读小说。我就知道小说有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一种带有自叙性、自传性，就是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像，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像，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
　　这段话既是刘心武先生的创作体会，也是对“原型”的认识。这段话涉及到了几个理论要点：
　　其一，“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列举了《红楼梦》一些人物，如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女弘皙之妹、北静王的原型是允禧与永瑢、贾代善的原型是曹寅、贾母的原型是李煦之妹。我们知道：“自叙性、自传性”小说都有传主，即主要人物。而像贾代善只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讲到贾府五代人的谱系时才提到的，从来也没有出现。曹寅是历史人物，当他们被看成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时，是指“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性质，实有其人，还是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始素材，都涉及到一个问题：《红楼梦》的“自叙性、自传性”与“生活原型”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这应当是对话的前提。先弄明白我们讨论的范畴。过去有的批评者往往操小说典型的理论，去批评“自传性”的说法，各说各的理，批评者针对性不强，显得苍白无力，被批评者根本不买帐。
　　其二，“原型”与“虚构”、“想象”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刘心武先生将“生活原型”分为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后，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他举过一个“曲柄七凤黄金伞”的例子，是一个原型细节。用来说明康熙和雍正朝的仪仗使用的伞都是直柄的，只有到了乾隆朝才是曲柄的。他从这种真实的原型细节，证明《红楼梦》第十八回以后是写的乾隆年间的事情，从这来看，在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中的形态是不同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与“虚构”、“想象”之间存在着关系，原型细节不存在着“虚构”、“想象”，是真实可考的。因而，区分“生活原型”的类别，是研究它们在小说中的形态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认识文学作品艺术真实如何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之一。
　　其三，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要“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象，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创作经验，写生命，写个性是文学的根本所在。于是他在不经意中又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理性课题：原型材料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而赋予“生活原型”“生命基础”是什么？
　　刘心武讲这段话的时候，也许并不像我们作深入的思考，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他这样。但正是他，从一个作家的视角触及到了学术界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三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都沿着一条传统的思维模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就很难进入到一个理论的层面，从学术思维、学术方法上深入探寻尚待开垦的理论荒原。灯不拨不明，理不辨不清。对话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的理性认识，去辨识那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让红学健康地发展。“刘心武现象”给学术界带来的冲击是多层次的，其中之一便是研究方法。回顾百年红学的风云，虽不能尽收眼底，但有两次方法论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一次是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论争。胡适用科学的实证方法考定了曹雪芹及其家世，发现了甲戌本《红楼梦》，并批判和廓清了索隐派的“猜笨谜”。因此，刘梦溪先生公允而深刻地指出：
　　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
　　一次是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大讨论。尽管它的学术层面被政治运动的烟尘遮盖了，出现不该发生的悲剧，给后世留下了伤痛和遗憾，但对整个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震撼之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普及。
　　研究方法的重要已被学术发展史所证实，每一次学术的大发展都是先从方法论上打开缺口。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2)



　　于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
　　原型素材在《红楼梦》艺术创造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原型”与“虚构”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冯其庸先生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主要取材于他自己的封建官僚大家庭和他自己的经历，他是以他身经的时代、家庭和个人的生活遭遇作为他的小说主要生活依据的，无论是小说情节的典型化，时代环境的典型化，封建贵族家庭的典型化以及小说人物的典型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他的家庭和生活经历有关。”这个孕育和成型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创造过程。不仅决定于原型素材的来源，在塑造的文学形象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结构方式。当这些原始素材进入曹雪芹概括、想象等一系列思维过程的熔铸和营造时，便受到他的情感、心理机制等主观意象的制约，导致人物形象创构的不同形态，成功的标准就是性格化。因此，人物性格也可以看作是诸多个性意象的聚合和整体化，此时已无法分辨其原型素材来源是实有还是虚构，否则便是割裂人物的整体性格。另一方面，人物性格与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又构成了同步关系，组成一个以某些主要人物为主体的各个阶层人物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形象体系，也就是小说叙事结构形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小说创造的全过程，其中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无不存在着“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建构。
　　论述“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应该从选材、提炼、叙述的不同角度去分析。选材角度存在于主体（曹雪芹）与客体(原型素材)的关系中，曹雪芹面对社会生活，总要选择某一个领域作为表现对象，并在这个领域中考虑从哪一个角度去选材，其中无不渗透着创作主体的认识因素和情感因素。而实际上人的认识又总受到历史、社会和审美的制约，不可能纯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因而，不可避免地介入主观色彩。
　　叙述角度是曹雪芹处理和表达《红楼梦》故事情节的一种方式，也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曹雪芹可以能动地改变现实时空形式，增大审美时空容量和自由度，这也是“虚构”的表现。
　　《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是曹雪芹人生体验的凝聚、虚构、升华而成的一个整体叙事结构，是巨大的思想内容贯注其间、人物性格气脉和神韵统一的生命体，尽管她的身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斑点，但都不能因此而否定她自身的完整性。
　　《红楼梦》以百年望族贾府的兴衰为历史背景，展开了具体故事的叙述，从外部来说，以贾府为中心，写四大家族的“联络有亲，荣损与共”，并与四王八公的世代交往，结成了上流社会的关系网。从内部来说，贾府有两个支脉：宁国府和荣国府，主子就有二三十个人物，围绕他们且受他们驱使从上到下就有二三百个奴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事无巨细，盘根错节。而又不能像历史著作那样年年岁岁铺排开来，因而故事的重心放到了贾府百年的后期，即贾府嫡孙宝玉少年到出家这十几年里。因此说，读懂《红楼梦》，先要搞清作者是通过什么样的叙事方法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的。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分为两个叙事形态：一是前五回作为《红楼梦》故事的蓝图，介绍《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典型环境，给读者一个初步的印象，也就是身临其境，感受贾府；另一个是第六至第一百二十回为《红楼梦》故事的生命历程。这是《红楼梦》叙事的主体，是一座璀灿夺目的艺术大厦，展示出活脱脱的群体人物形象的生命轨迹，包容着巨大的思想内涵。
　　前五回与第六回以后所展开的叙事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前五回亮相的人物及他们的性格命运，与第六回以后所展开的艺术生命形态流贯的叙事，形成了互动互补、显隐相彰的动态性叙事形态。前五回宝玉亮相时八岁、黛玉进贾府时七岁，薛宝钗随母进入贾府时九岁，凤姐这时也就是十七八岁，但曹雪芹采用画龙点睛式的笔法刻画了他们性格的核心因素，为张扬他们性格的能量留下了铺张的空间，都将在第六回以后的叙事结构中显示其性格的丰富性，并在贾府衰败这一定势中开拓着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贾府的老爷少爷、奶奶太太，还是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群体青年女子，都被封建的伦理和宗法的网络捆绑在一起，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有的掩饰着内心的淫邪、贪婪、嫉妒和仇恨；有的压抑着青春生命的活力、气血、情感和欲望，总之是互相冲撞、彼此张扬、互为影响地拉扯着……让读者仿佛走进诗意栖居之地，从而获得精神享受的世界。
　　因此，我们可以说：原型材料只不过是红学家搜求考证一些素材而已，而不能视作《红楼梦》人物的原型，事件的原型，因为靠这些原型材料在《红楼梦》生命形态中找不到“家庭特征”，更看不到曹雪芹点铁成金的创作过程。《红楼梦》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曹雪芹家族流传于世的原型材料相对较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曹学”研究的领域，但这并不能改变《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基本叙事特征。“自叙性、自传性”的研究，主要失误表现在：一，混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二，在考证曹家本事和作品评价上本末倒置，以考证代替对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3)



　　二、“生活原型”其实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所谓的“生活原型”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除此而外，整部《红楼梦》找不到一个“人物原型”、“事件原型”。首先，《红楼梦》将曹家家世与封建上流社会相融合，以个别显示一般。贾家虽然有曹家家世的投影，但更重要的是概括了封建上流社会许许多多类似贾家的共同特征，从而预示了整个封建社会末世的衰败。其次，曹雪芹将个人的情感与同时代的许多青年的追求和欲望相融合，写出了千千万万青年共同的苦恼与不幸，从而展示了人性向新的层面发展的趋势。再次，曹雪芹在回忆往事时，超越了家族和自我，从世道演变和人性本身，对自我评价，对流失岁月、秦淮旧梦进行思考，并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困惑和无奈。
　　而刘心武先生在谈“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时说：“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像，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像，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倒值得我们认真的深思，它揭开了“生活原型”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是如何获取血肉，获得生命的。我们对曹雪芹的创作，实在是知道的太少了，尽管红学家穷年累月地精心考证原型素材，再加上“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展开丰富的联想，但是我们还是难以据实素描似地勾勒曹雪芹的风貌。不过，正因为他写出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曹雪芹才成为伟大的人物，从而具有了研究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详知具体的过程，但清楚一点，曹雪芹是以巨大的情感力量创造这部伟大著作的。
　　苦难，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是一种精神财富。它涵养了人的气质，提升了精神境界，塑造了人的风骨。否则，无论其身世遭际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物。曹雪芹与敦诚、敦敏和张宜泉，彼此唱和，留诗数首。从这珍贵的文字里，了解到他豪放不羁、才华横溢、高谈雄辩的风貌；了解到他叠遭大故、感愤时事、倾注笔端的创作情况；了解到他晚年生活困顿，流落京郊的生活概貌。除却曹家史料和脂评提供的若干信息而外，敦敏、敦诚等人的诗中关于曹雪芹的行状就是最有价值的了。凝缩的诗句，使我们感悟到了一种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一种在人生的无奈中寻找个性至上的精神。
　　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曹雪芹不阿权贵、不随流俗、超尘脱俗，几乎他的朋友都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诚《赠曹雪芹》)阮籍是一个愤世疾俗的人，狂放不羁，脱略形骸，背叛礼教，曹雪芹引阮籍为同调，遗恨不能生于同时，无奈在梦中以求之，自号“梦阮”。在煌煌一部文学史上，阮籍成了继往开来的一座里程碑，再现了屈原沉痛幽深的心，重弹了《离骚》飘逸浪漫的调。屈原悲怆地呼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阮籍读懂了屈原，他悲沉地写道：
　　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
　　曹雪芹很理解屈原和阮籍的心，屈原太“痴”了，为人格，为国家，竟投江自尽了；阮籍不痴吗?然而，谁又能晓得，这痴必是性情中人；这痴必是郁结之心；这痴必是大志难遂。曹雪芹没有像屈原和阮籍那样的官位，那样的名士地位，面向天地，呼天抢地的宣称，而他只是一介寒士，生前默默无闻，但内心的痛苦更加深广，情调更加低沉，用如椽的巨笔写下了调侃而凝重的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人生的无奈，在无奈中寻找，这是一种独立人格的追求，是一种自由思想的追求，是一种众人独醉我独醒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视富贵如浮云，而是拒绝与功名相掺合的庸俗。
　　他像阮籍一样，地地道道用青白眼观察社会。他用青眼，看到了被侮辱、被压迫的青年女子悲惨的命运和人生；他用白眼看到“须眉浊物”般的贵族上流男子的卑劣和无耻。《红楼梦》是曹雪芹用青白眼辨析后的活生生的社会写实。
　　他像阮籍一样，敢于公开表示好色，喜欢他所喜欢的女人，好色而不淫。曹雪芹用一生的心血描写贾宝玉是一位情痴，是一个意淫的典型，嘲笑用封建礼教包装的市俗世界。
　　他像阮籍一样，穷得家中别无长物，除了书就是酒。他读书，平复他受伤的心灵，开拓他驰骋的思路，挥洒他创作的灵感。他嗜酒如狂，在酒醉朦胧的意态中远离世俗的黑暗和不幸，在酒醉亢奋的激情中走进创作的天地，恰如敦敏所题：
　　醉余奋扫如椽笔，
　　写出胸中块垒时。
　　曹雪芹少年时代一下子从“钟鸣鼎食之家”跌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困境地，虽然受到巨大的打击，面对残酷的命运，他依然狂放不羁，抗争命运，不惧厄运，一股英气胆魄溢于言表。等到他晚年，体力渐渐不支，贫困对他的精神和生活的压迫，日见加著。敦诚说他“举家食粥酒常赊”；敦敏说他“卖画钱来付酒家”。人生只有在最艰难的境遇下，才能体会人格的伟大。曹雪芹的人格伟岸虽不减当年，但更多的是借酒浇愁，敦诚以诗劝慰：
　　劝君莫弹食客铗，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4)



　　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
　　不如著书黄叶村。
　　曹雪芹在朋友的鼓励下，愤发著书。他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我们几乎无所知之，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心理动机的揣想。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其创作心态虽多种多样，但大抵离不开“发愤”二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道出了这些卓越人才的创作心理机制，一般都是从大得大失、大欢大悲、大起大落的生命体验中经历过，“意有郁结”而后产生巨大的悲愤的情感力量。它不再为个人的悲愤的处境而呼天喊地，而是指向了冥冥的上天、苍茫的大地，进行无穷的拷问；将自己溶于历史长河之中，思索兴荣衰败的答案；追问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愈是拷问的执著，愈是思索的深刻，愈是趋向哲思，也就愈是远离芸芸众生，愈是不为世俗所理解。
　　这是天才的痛苦!天才的孤独!也是伟大的痛苦!伟大的孤独!
　　曹雪芹内心激荡的情感被岁月不断冲洗后，趋于淡泊。平静背后孕藏着巨大力量。身处末世，半生潦倒，一事无成，他只好立言，以“假语村言”，为“闺阁昭传”。出于这样一种创作动机，年年岁岁守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日日月月伴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完整的梦，给世人一个清醒的梦，给后世一个理想的梦。在他的心中，不仅仅是八旗才子的“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而是透过悲凉之雾看到美丽可爱的女儿世界，激发了他“写出胸中块垒时”，“直追昌谷破篱樊”!他用生命在拼搏，同时向中国文学的顶峰冲刺!
　　曹雪芹正是用这种巨大的情感力量，创造和升华，才使得“原型素材”长入《红楼梦》的肌体之中，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以最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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